鲁迅生活的经济背景(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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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期：2005年3月24日 访问：281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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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生活的经济背景(3)
1916年共收入3276.4圆，为教育部薪俸，及少量公债利息。３月以后月薪增为300圆。（12月３日至下年１月７日为母亲60寿辰回绍兴老家探亲。）11月全以纸币发薪，不发银洋（鲁迅特意注明：中国银行兑换券三成、交通银行兑换券七成），本年教育部拖欠一个月的薪俸，而且纸币对银洋贬值，所以，虽然月薪名义上增加而实际收入却减少了，这是欠薪的前奏。平均每月收入273.03圆。（陈注：因反袁称帝引起二次革命，各省独立，纸币贬值，当时中国银行和交通银行兑换券100元＝银洋75圆，甚至最
低到60圆。）
1917年共收入3650圆（其中11月发给银洋150圆，兑换券200元，这说明当月兑换券贬值到100元＝银洋75圆）。平均每月收入304.2圆。
1918年共收入3600圆，平均每月收入300圆。皆为教育部薪俸，未拖欠。这一年日记收入情况有两点值得重视：
（１） 鲁迅开始在《新青年》刊物发表小说与杂文，都没有稿费记录。据考证，当时《新青年》同人决定义务写作，不计报酬。
（２） 银洋与纸币的关系，《鲁迅日记》２月１日记：“收一月份奉泉三百，内银六十。”26日“收本月奉泉三百”，28日“托齐寿山换泉，共券六百得银三百五十四圆”。这表明当月中国银行纸币兑换券更加贬值，100元兑换券＝银洋59圆。此记载可供民国货币史研究者参考。
1919年共收入3600圆。月薪300圆未拖欠。《鲁迅日记》载“二月十四日晚往德成（钱庄）以银三一二换日金券五百”，说明当时国际汇兑率１银洋＝1.6日圆。本年平均每月收入300圆。
1920年共收入2640圆（因教育部拖欠三个多月的薪俸，收入显著减少，虽然名义月薪仍为300圆，但实际上平均每月仅收入220圆）。这一年夏天鲁迅接受了北京大学和高等师范（后改名北京师范大学）两校的聘书兼任讲师。因鲁迅在教育部社会教育司一般每天只有上午去坐班，公务不多，中午以后即自由支配，所以能安排每周下午有两次分别到北京大学和高等师范各讲一小时《中国小说史》课程。开始讲课时鲁迅是不计报酬的，后来情况有了变化，详见下文。
1921年共收入2578圆（其中开始有讲课费88圆，教育部薪俸2490圆。虽然有资料说鲁迅自1921年11月起得到“年功加俸”每年360圆，即平均月收入应增为320圆，但是教育部拖欠了半年多的薪俸，所以实际收入更为减少），平均每月仅收入214.83圆。
1922年日记缺失，仅存断片，据许寿裳摘录手抄本：一月十四日收去年六月份奉泉七成二百一十。二十七日收去年七月份奉泉三百。……（中缺）十二月六日收七月份奉泉一百四十圆。……（陈注：由上下文估计1922年鲁迅应该收到教育部薪水数目为从1921年６月七成210圆到1922年９月上半月150圆，共计4560圆。但是教育部拖欠薪水的情况越来越厉害，除应补发去年下半年薪水外，尚拖欠本年三个半月的薪水。本年实际收入数已无法确知。）
1923年共收入2304圆（其中稿酬69圆占3％，讲课费141圆占6.1%；两者合计占9.1%，教育部薪俸2094圆，累积拖欠九个月的薪俸，所以收入大为减少），平均每月收入仅192圆。这一年鲁迅的讲学活动有所增加，不仅继续兼任北京大学、高等师范两校讲师，而且在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北京世界语专门学校兼课。
1924年（其间７月７日赴西安讲学，先收暑期学校薪水100圆，８月３日收讲课费并川资200圆。）本年共收入2611.78圆，其中讲课费826.5圆占32.5%，稿酬版税703.28圆占26.9%，教育部薪俸应得3600圆，实得1095５圆，因教育部累积拖欠一年又六个月的薪俸，所以收入大为减少，平均每月收入217.65圆。
1924年鲁迅的经济生活中有了一个转变，他的收入构成中，第一次出现了公职收入（教育部薪俸）少于自由职业收入（讲课费及稿酬、版税）的情况。业余讲课和写作收入共占56％，超过一半；而公职收入仅占44％，也就是不到一半。从经济收入上说来，鲁迅开始了由公务员向自由职业者的转化。
1925年共收入2832.5圆，其中教育部的薪俸1652圆，占58％，讲课费705.5圆占25％，稿酬475圆占17％，平均每月收入236.04圆。本年鲁迅不仅继续在北大、北师大兼任讲师，而且从9月开始又在中国大学本科兼任小说学科讲师，在黎明中学和大中公学兼任高中文科教员。担任这些兼职的目的之一是为了增加经济收入。
1926年共收入4257.12圆，其中，教育部薪俸578圆，占13.6%，稿酬1177.3圆，占27.7%，在北京各院校的部分讲课费401.82圆，占9.4%，厦门大学预支的薪水和旅费2100圆，占49.3%，平均每月收入354.76圆。
通过好友林语堂介绍，1926年７月鲁迅应聘担任厦门大学研究教授，收到厦大提供的旅费100圆和月薪400圆后，于８月26日携许广平离开北京南下。这是他生平一大关键性转折。由此，鲁迅彻底摆脱了官场的束缚，从经济上正式成为一个甘冒风险的自由职业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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