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大三代鲁研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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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2005年2月28日 访问:313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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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大三代鲁研人
■鲁迅自1920年应聘到北大任教,在红楼授课6年,他为北大设计的校徽,沿用至今。
■与鲁迅的直接关系,强大的学术研究力量,勇于开拓创新的精神,三者合一,成为北大鲁研的独特优势。鲁迅身后,北大的三代鲁迅研究者根据不同的时代需要,各有侧重地在上述三个方面做出了贡献,为世人瞩目。
鲁迅先生是北京大学的骄傲。鲁迅自1920年应聘到北大任教,在红楼授课6年,对这座伟大的学校,对这座学校的青年学生,充满了感情和希望。他为北大设计的校徽,沿用至今。圆形徽章中间,“北大”二字形同一个站立的人,代表北大以人为本、进步向上的精神。他在《我观北大》一文中说:“北大是常为新的,改进的运动的先锋,要使中国向着好的,往上的道路走。”“北大是常与黑暗势力抗战的。”有人说他是“北大派”,他“也就以此自居”:“北大派么?就是北大派!怎么样呢?”
鲁迅与北大的缘分,更体现在北大一直是鲁迅研究的重镇。与鲁迅的直接关系,强大的学术研究力量,勇于开拓创新的精神,三者合一,成为北大鲁研的独特优势。鲁迅身后,北大的三代鲁迅研究者根据不同的时代需要,各有侧重地在上述三个方面做出了贡献,为世人瞩目。
在出生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北大名教授中,有几位曾经是鲁迅的朋友、同事或学生,他们是鲁迅文学活动和社会活动的见证人。1936年鲁迅逝世后,他们陆续将自己亲历、亲见、亲闻的鲁迅事迹及相关情况记录下来,撰文发表,丰富和充实了鲁迅研究史料,为深入研究鲁迅的生平、创作和思想奠定了笃厚的基础。
解放后任北大俄语系教授的曹靖华(1897—1987),是中国现代著名的文学翻译家、散文家,鲁迅的挚友。从1923年起,曹靖华开始翻译俄国进步作品和苏联革命作品,鲁迅称赞他“一声不响,不断地翻译着”。曹靖华翻译作品的代表作为绥拉菲摩维支的《铁流》,1931年由鲁迅出资出版,在社会上产生过很大的影响。他与鲁迅多有通信,并帮助鲁迅搜集书刊和外国版画作品,保持着密切的联系。在曹靖华解放后出版的散文集《花》中,《人民的春天要开始了》、《忆当年,穿着细事且莫等闲看》、《“电工”鲁迅》等多篇文章都是反映鲁迅生活实况的珍贵资料。
抗战胜利后在北大中文系任教的章廷谦(1901—1981),笔名川岛,是中国现代著名的散文家。他1921年开始与鲁迅交往,1924年与鲁迅等共同创办《语丝》周刊,参与出版发行事务,并成为主要撰稿人。章廷谦编辑《杂纂四种》、校点《游仙窟》时,都得到鲁迅的指导和帮助。在北京、厦门、杭州等地,章廷谦与鲁迅都有来往,关系甚密。解放后,章廷谦出版有回忆录《和鲁迅相处的日子》。
北大中文系教授魏建功(1901—1980),是中国现代著名的语言文字学家。1922年,鲁迅与其在北大国文系的学生魏建功之间,因北大戏剧实验社的一次话剧演出而发生论争,后来消除了“暂时的误解”,成为朋友。1925年“五卅”惨案发生,为接纳愤然从天津英国教会学校退学的爱国学生,魏建功与几位友人发起,在北京西城丰盛胡同开办了黎明中学。鲁迅热忱支持这一爱国行动,毅然以大学讲师的身份担任黎明中学高中文科小说教员。鲁迅辑录《唐宋传奇集》,魏建功认真为其校核。鲁迅逝世后,魏建功在离乱的岁月里倾力保存和弘扬鲁迅文化遗产。解放后,他又撰写《忆三十年代的鲁迅先生》等文章,回忆与鲁迅交往的史实,还无私地帮助刚刚起步研究鲁迅的青年学人,表现出对鲁迅深深的尊崇和爱戴。
全面、系统、深入地研究鲁迅及其作品并将成果运用到教学上,充分显示北大教研实力,是在解放后。这一代专家和教授,当以王瑶为主要代表。
王瑶(1914—1989)是中国当代卓有成就的文学史家。他1952年到北大中文系任教,致力于中国现代文学史的教学和研究,是这门学科的奠基者之一。他的《中国新文学史稿》是最早的具有完备系统的中国现代文学史专著之一。鲁迅研究方面,王瑶著有《鲁迅与中国文学》、《鲁迅作品论集》等书。王瑶鲁迅论的突出特点,是以广博深厚的中国古典文学修养探讨鲁迅作品的历史渊源,对鲁迅作品进行深广的历史和文学的双重透视。在论文《论鲁迅作品与中国古典文学的历史联系》中,他宏观地把握研究对象,从整体上全面、深入地揭示了鲁迅作品与中国古典文学的历史联系,成为这一专题研究的经典之作,是中国鲁迅学史上不可多得的经典性论著。王瑶之所以能够取得这样的成就,除了借助于深厚的中国古典文学底蕴之外,还在于他善于从具体的文学实例入手,由小处发现鲁迅作品与中国古典文学的内在联系。例如嵇康文章“长于辩难”、“析理绵密”的议论性质与表现方式,确实与鲁迅杂文有着相通之处。王瑶长期浸润于魏晋文章与鲁迅杂文之中,潜心涵养,烛幽发微,自然而然地揭示了这二者的历史联系。王瑶在治学上受到鲁迅很大影响,他的鲁迅研究被认为是“以鲁迅精神治鲁迅”,侧重鲁迅与中国现代文学、思想、文化、政治等方面的关系,注重对鲁迅作品内在思想和美学意义的开掘,在《野草》、《故事新编》、《朝花夕拾》的研究上有独特的贡献。
改革开放,使鲁迅研究焕发出新的活力,催生出新一代学人。20世纪80年代,几位出生于20世纪30年代的中文系中青年教师成为北大鲁研的主力,而且显示出各具特色的研究方法和学术风格。
严家炎是当代最著名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专家之一,研究鲁迅作品长达四十多年。他的《论鲁迅的复调小说》是一本态度严谨、持论公允、论述有力的学术论文集,从一个侧面反观了新时期以来鲁迅研究的发展历程。
孙玉石主要从事中国现代文学史、鲁迅与“五四”文化及中国现当代诗歌研究,其中鲁研方面著有《〈野草〉研究》等。从《野草》诞生起一直到20世纪70年代末,人们几乎一致认为它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中一部非常难懂的作品。主要的原因除了它包含的内容很深以外,还有一点就是鲁迅在《野草》里采取了一个比较特殊的表现方法,即象征主义的表现方法。鲁迅这种独特的追求,造成了艺术传达的幽深和神秘,从而使《野草》具有一种神秘美。通过对《野草》的生命哲学与象征艺术的研究,孙玉石认为,鲁迅在《野草》里有自觉的创新意识,他开辟了现代小说和现代散文的写作;《野草》是中国现代散文诗开山性的果实。
从1985年开始,钱理群连续十几年主讲“鲁迅研究”课。20世纪80年代后期,他出版了《心灵的探寻》一书,以崭新的研究态度、话语系统和思维方式,开辟出一个全新的鲁迅世界,把经过自己生命体验和热血浸润的全新的鲁迅意象传递到广大青年心中。而他在中国鲁迅学史上的功绩,则是开始了鲁迅研究从外向内的视角转移。
乐黛云则擅长以比较文学的方法研究鲁迅,编译出版了《国外鲁迅研究论集》、《英语世界的鲁迅研究》等书,发表了《鲁迅研究:一种世界文化现象》等有影响的文章,使人们更多地认识到鲁迅的世界意义。
20世纪80年代中期,我在北大中文系求学期间,有幸听过王瑶、严家炎、乐黛云、孙玉石、钱理群等先生关于鲁迅的讲课或讲座。老师和同学们对鲁迅的热爱,对鲁迅精神的弘扬,对鲁迅研究的执著,给我留下极深的印象。“北大是常为新的”,鲁迅研究也应是常为新的,我们热切盼望在北大的青年教师中能涌现出新一代鲁研专家,为社会贡献出新的优秀学术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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