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庚先生燕南园谈诗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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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期：2005年2月26日 访问：447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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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见匪遥 乐何如之”——林庚先生燕南园谈诗录
一 一封珍贵的谈诗的信
那是1996年1月9日，在神户大学附近六甲山坡大土坪公寓里，我接到林庚先生的来信。信的全文是这样写的：
玉石兄如晤：
获手书，山川道远，多蒙关注。神户地震之初曾多方打听那边消息，后知你们已移居东京，吉人天相，必有后福，可庆可贺！惠赠尺八女孩贺卡，极有风味，日本尚存唐代遗风又毕竟是异乡情调，因忆及苏曼殊诗“春雨楼头尺八箫，何时归看浙江潮；芒鞋破钵无人识，踏过樱花第几桥。”性灵之作乃能传之久远，今日之诗坛乃如过眼云烟，殊可感叹耳。相见匪遥乐何如之，匆复并颂
双好
菊玲君统此
林庚
九六年元月三日
1995年1月，神户发生大地震，我与妻菊玲，也经历了一次死里逃生的劫难。一周以后，东京真情热心的朋友，远道开车而来，把我们接到长野，后转东京的莲沼町一套借住的房子里，度过了一个月的“逃难”生活。回神户过新年的时候，我们给林庚先生发了一枚特意觅得的贺年卡：那是一个身着和服的日本女孩画片，很典雅，很精致，也很朴素，如歌，如诗，如一片淡淡的樱花，流有一种古色古香的氤氲。林先生收到美丽的贺卡后，当即给我复了这封信。十年来我们一直将这封信，装在镜框里，挂在墙上。每次读它，都有一种说不出的情感在心里涌动。
信为一纸，钢笔竖写，笔力苍劲，行草书法，字迹漂亮。我拿着这封年已八十六岁老人的来信，感到先生的拳拳深情与诗人心境，尽在行云流水般的简短文字里。他力主性灵的诗学观点，他对当今诗坛的慨叹，都非常合我当时的心意。回国后，或节日，或平常，到燕南园62号的小园，更多地聆听了林庚先生与我谈诗，谈燕园，谈人生，谈家常，谈想说的一切。这里所记的，仅是林庚先生与我谈话的片断。
二 归来后的第一次简短谈话
1996年3月31日，我自神户回国以后，两个多星期里，整天在瞎忙，一直没有抽空儿去看望林庚先生。4月20日这天下午，送走了两位朋友后，约六点钟，自家步行，到燕南园62号林先生家趋访。这是一个星期六傍晚，正是初春时节。林先生开阔的小院里，几株大树，青葱挺拔，墙边的竹林，也是一片翠绿。
林先生身体很好，说话声音很洪亮，记忆力也好。我们谈神户地震，谈诗，谈过去与现在的知识分子待遇，谈经济大潮对于学术研究的影响。心有深忧，无言以畅怀。
他说：自己有一首《秋之色》的诗，但不知道收在哪里。当场，他随口念了五十多年前自己写的这首诗的最后两句：
你这时若打着口哨子去了
无边的颜料里将化为蝴蝶
我说，我读过这首诗，回去就可以找到。我赠先生日本精致漆盘一个，日本民间手作信纸两叠，八时告辞离开。回来后，忘记自己还没有吃晚饭，即查《闻一多全集》的《现代诗钞》，《秋之色》就在其中，且林庚先生只选了这一首，可见闻一多的眼光与标准，也是很严格与很现代的。
我当时正在作曹葆华主编的北京晨报学园附刊《诗与批评》的查阅和研究，之中发现了何其芳的一些重要集外佚诗和笔名，就此事和其他问题，我问及林庚先生，向他请教。
林先生告诉我说：当时在清华，曹葆华高我两班；北大的何其芳，低我一班。我没有给过曹葆华主编的《诗与批评》这个刊物稿子。谈到30年代施蛰存主编的《现代》杂志，他是很为称赞的。他说，那个刊物，吸收了各方面的人，办了很长时间。左联太霸道，人家同路人，是跟你同路的嘛，还不准许，非批判他们不可。后来文艺的左，跟这个有关。先生还说，解放前，大学教授每个月工资三百大洋，那时是银元。肉那时是两毛一斤，工资高于现在四十倍；现在肉涨到八元一斤，涨了四十倍，工资才八百元，整整下降了四十倍。世界上没有哪一个国家知识分子的待遇这么低。
三 谈他的诗《秋之色》是怎样写出来的
1996年4月23日，上午，陈晓兰来，请她代查林庚先生刊于1942年10月《文艺先锋》杂志上的《诗四首》，并复印给林先生的《秋之色》。下午晓兰来送复印件，并告之，《文艺先锋》杂志，北大图书馆旧期刊室无第1卷第1期，因而没法找到林庚先生其他几首诗。
傍晚六时，漫步至燕南园。满园开放着漫地的紫花地丁，路旁的白丁香树很多，满园的香气，浸人心脾。时间尚早，从容散步于宁静的燕园“圣地”，精神似也注如入了几多春的气息。六时半准时到林先生家。将复印的诗，交给林先生，并围绕《秋之色》一诗，同林先生作了畅怀的交谈。
我告诉并问林先生，这首《秋之色》，最初在《文艺先锋》发表时，题目为《诗四首》，他当时在福建，而《文艺先锋》在重庆，是怎样送到那里发表的？
林先生说：当时厦门大学，因为敌人轰炸，已经搬到闽西长汀。大概是一位大学里的讲师，要去重庆办什么事情，说可以把我的作品，带去一些发表，我就给了他几首当时写的格律诗。这个人叫什么名字，我已经记不起来了。他是中文系的一位讲师，当时不教别的课，只教大一国文。他去重庆，不到一个月就回来了。后来怎样，这些诗发表了没有，发表在什么杂志上，我一直不知道。我也从来没见过《文艺先锋》这个刊物。所以在前几年编《问路集》和《林庚诗选》的时候，我让钟元凯找过，但当时没有找到这首诗。
我说，这首诗，因为在闻一多的《现代诗钞》中，我以前读过，但我总以为是写北京的秋色，查看先生的《自传》，才知道先生那时候在长汀。这诗写的是长汀山区的秋色，是写的那时的情绪。背景弄错了，很难准确地了解这首诗。当即，我将诗读了一遍：
像海样的生出珊瑚树的枝
像橄榄的明净吐出青的果
秋天的熟人是门外的岁月
当宁静的原上有零星的火
清蓝的风色里早上的冻叶
高高的窗子前人忘了日夜
你这时若打着口哨子去了
无边的颜料里将化为蝴蝶
林先生说：厦大搬到长汀，那是个山区，山里的秋天，就是这样的色彩。当然，北京的秋天，也是这样的色彩，但跟山区那种感觉还是不一样。这诗只是通过景物，写一种情绪，说写哪都是一样的。不过山区的秋色，颜色更丰富多彩，天也格外的清爽罢了。
我问：先生对后两句诗“你这时若打着口哨子去了，/无边的颜料里将化为蝴蝶”，过了五十多年还能记得，这两句诗在全诗里最精彩，先生是怎样写出来的？
先生说：这两句诗完全是逼出来的。先写前面的六行，然后，诗到这里是水到渠成，完全是自然流出来的。这是格律诗对创作内容影响的一个证明，若不是有一个节奏的要求，就不会有这两句诗。看前面的诗中，自然有色彩感，就流出这两句来。我平时也不吹口哨，没有吹口哨的习惯，不知怎么就会流出这两句诗来。基本不是写出来的，是流出来的。真是流出来的，不是写出来的。格律诗的好处，就在这里，同样的节奏进行，它就有一种推动作用，平常说“长江后浪推前浪”，这里就是前浪推后浪，看到秋天的颜色，看到窗外的一片“冻叶”，有一种感觉，就变成“无边的颜料里将化为蝴蝶”那样的语言出来了。说是没有意识，也有；说是有意识，也是不完全的。读这两句诗，反正会感觉人溶化在颜色里了。我给你的信中说过，“性灵之作乃能传之久远”，我举的苏曼殊的那首诗就是这样。他的前两句“春雨楼头尺八箫，何时归看浙江潮”，还有点故国之思，变革的思想，后两句“芒鞋破钵无人识，踏过樱花第几桥”，全是性灵之笔，就是自然流出来的。他当时已经出家了。这就是他当时的一种情绪的流露。诗要这样才是好诗，不是作出来的，须是很有境界的一种感情。
我问林先生：这两句诗，使得整首诗站起来了，活了，可以说是性灵之作的名句。那么，我猜测，是不是先有这两句诗，才写出全篇来的？
林先生马上说：完全相反。不是凑起来的，是从头来的。原是写秋天的树木的红色，像海中的珊瑚枝，写秋天的清朗，情绪的清爽透明，忽然有感秋天的颜色性，写着写着，就出来这个奇想， 感到自己也被染成一种美的东西了，最后这两句诗就出来了。诗有的时候就完全是拈出来的。诗就像唱歌，按照格律诗的节奏，不知跟着拍子会写出什么曲调来。福建厦大那十年里，我写格律诗一直没有间断，但自己装好的一个手抄本，“文革”中抄家时丢掉了。
关于这首诗，我最后问，诗的第一句“像海样的生出珊瑚的枝”，比喻较近，人们容易懂；第二句“像橄榄的明净吐出青的果”，用的隐喻，离被比喻的事物较远，就比较难了。这句诗，讲的是秋天的天空吗？
林先生说：在福建，橄榄又叫青果，这句诗是写的自然，实际是写的情绪。就是当时内心所有的干净明朗的情绪。
林先生告诉我：他在厦大开设的课程主要是：中国文学史、历代诗歌选、新诗习作，也开散文习作。林先生兴致很高的谈着，我边听，边在作笔记。他说，“你不要记了，随便谈嘛。”以后，谈话时，我就很少记笔记了。多是凭记忆，回来追记整理的。我怕林先生累着，赶紧告辞。离开林先生家的时候，是七点一刻。黄昏的燕南园，更加宁静芬芳。一路上，飘来的仍然是丁香的轻盈温软的馨香。
四 谈诗人杜运燮、《秋之色》诗及其他
1996年4月23日下午，林庚先生与我谈话，内容很多。归来当天来不及全录。第二天下午，我又继续根据记忆，在电脑里补打了谈话的其他一些内容。
谈到后来的“九叶”诗人杜运燮，林先生说，我跟杜运燮的关系很深。我在厦门大学任教，他是那里的学生。他开始是读生物系的，后来转到英文系。他选听了我的课，大概是我散文习作课上的学生，一接触，我就知道他喜欢写诗了。因为写诗，接触便更多些了。后来，他想学文学，厦大的英文系只有语言，他想转考西南联大去，要我能不能推荐一下。我就给叶公超写了一封推荐信。叶公超当时是西南联大的教务长兼英文系主任。杜运燮没有直接到昆明，刚到贵州，就生了疟疾，等他病好了，带的钱也花光了，西南联大的考期已经过了。他没有办法，就带着我的那封信，去见叶公超。叶公超也没有办法，说我不能为你一个人单独举行考试。但林庚先生的信，说你很有前途，不是一个一般的学生，怎么办呢？他说，你就先跟班听两个月课，如果各门课的成绩都及格了，那就收下你。后来当然，他不是及格的问题，而是很突出，联大也就收下了。没有想到我的这封信，对他起了这么大的作用。
林先生说，1955年的五月端午，是解放以后中国第一次诗人节。那次我去参加了，穆旦、杜运燮，也参加了。穆旦拉着杜运燮，还过来看我这个老师呢。八十年代以后，杜运燮还常来看望我。
谈到他的第一部诗集《夜》，林先生说：1933年，我清华要毕业了。当时都要写毕业论文。我正在写我的第一部诗集《夜》，而且赶着这一年要出版。我当时想能不能不写毕业论文，就以我的诗集代替。于是我去找当时的系主任朱自清先生。我说了我的看法，朱自清先生一向是很严格谨慎的，没想到他很快就答应了。但是他说：“你得找一个指导教师才行。”我在念书时，听过叶公超先生的《英美现代诗》的课，我又写诗，当时清华全校才有五百学生，听叶公超课的，也就十来个人，所以我跟他就算是谈得来的了。我找到他，说明请他当我的毕业论文的导师，他一口答应了。就这样，他就成了我的毕业论文的导师，而毕业论文就是我的第一个诗集《夜》。后来，清华派系很厉害，燕京的派系也很厉害，他在清华与一些人合不来，就到北大胡适的手下。他本来是新月派的人。
问起关于当时参与文学社团的事情，林先生说：当时，在清华，我与孙毓棠是同班，关系很好。我们曾经商量，加入什么文学社团。孙毓棠要我一起加入新月，我说，我不加入新月，而要加入《现代》。后来给《现代》杂志投稿，与施蛰存认识了，我就加入了《现代》。而他加入了新月。他是历史系的，研究的是世界史。我告诉林先生，孙毓棠的长诗《宝马》，和一些短诗一起，前几年由一个出版社出版了。他说不知道此事。
我们谈到城市诗与乡村味的诗的关系，林先生说：《秋之色》写的是山区的景色，与戴望舒的城市诗不同。我说：“林先生写的《沪雨之夜》，就是城市诗。”他说：“我很喜欢那首诗里面的现代人的寂寞感。废名先生也很喜欢这首诗。”
提起废名，我突然想起一个很久就想向先生请教的一个问题。我问道：“废名说您的诗突然的，也是自然的给新诗送来了一份晚唐的美丽。又说，您的诗与外国诗全无关系。在当时的清华读书的您，是不是这样的呢？”
林先生说：可以说是这样。当然，我写诗不是完全没有外国诗的影响。当时叶公超就开过《英美现代诗》，印了一本诗选。我选过他的这门课，而且真正的听课，又写诗的，可能只有我。我无意中，也会受外国现代诗的影响。但是，对于我写诗起作用的，还是中国传统诗歌，也包括晚唐李义山他们的一些诗。在这一点上，废名说得是对的。先生的这番话，破解了我心中多年的一个疑惑。
五 吐露看待燕园一草一木的诗人情怀
1998年1月29日，农历正月初二，下午往林庚先生家拜年。这天午后，燕南园十分清静，林先生家里人也很少。我们畅谈多时，因系拜年，似觉此时，不宜谈诗，故所谈，多别个话题；但这些谈话里，仍有诗人对于燕园的深情关切与爱美的眼光。
林庚先生谈到北大，感觉每况愈下，教师待遇低，学术水平下降，往日辉煌不再，如《红楼梦》的大厦已空，深含忧患。对图书馆占用前面草坪盖楼，颇有看法。他认为，那里原来的建筑，很和谐，中西谐调，局部匀称，如写诗，水到渠成，不能少一块，不能增一分，那里南有哲学楼，北有第一教室楼，可望见水塔，多绿树，地势高，是一处难得的风景，现在全破坏了，他为之惋惜。他认为，应该保留那块大草坪。他说，一至六院中，原来的四个院，那是燕京大学女生宿舍。当时的观念，瞧不起女生，修的是后宫的位置，形式也不如南北阁以北那样宫殿式的辉煌。房子也很拥挤。
先生年已八十八岁，谈及此事，竟这样激动，声音也很洪亮。我直至五时离开先生家，深深感到他诗人的情怀，他要求于生活和自然的，也如他的格律诗探索一样，一草一木，都追求一种真正和谐的美。
六 谈任教厦大和自己怎样开始写诗的
1998年3月24日下午，我往林庚先生家拜访。天渐渐暖和了，林先生午睡起来，为消消汗，外出散步，刚刚归来。先生见到我说：“今天走到塞万提斯草坪处，遇到了禇斌杰夫妇。”走进屋子后，我送先生一册刚出版的我的散文集《生命之路》。先生打开目录，见有祝贺先生八十寿辰的文章，便感慨地说：“时间真快，一晃又过了八、九年了。”由此，开始了我们的谈话。
我问：“先生是怎样到福建的？”
先生说：我清华毕业以后，主要接着写诗，连着出了四本诗集。1933年毕业以后，就没有找到固定的工作。父亲住在城里，我也在当时的国民学院和另一个大学兼课。后来成为批评家和诗人的李健吾、李白凤、朱英诞，都是那个学校的学生。不久前。“九一八”事变爆发，古北口被占领，又有什么何梅协定，虽然北京没有被占领，但已成了边城。正好在“七七”芦沟桥事变前夕，厦门大学成为国立大学，校长萨本栋聘请我到那里就职，我便前往任教。因敌人侵略，厦门大学搬到长汀。那里很穷，离江西瑞金只有五十里。在那里呆的时间很长，胜利后搬到厦门。从1937年到1947年，整整十年，我才回燕京大学任教。那时我教的是中国文学史，回北京还是教的文学史。到院系调整后，才改为只教魏晋南北朝隋唐部分。这是学习苏联一套，分得太细了，没有什么好处。
我问：“先生是怎么开始写诗的？”
林先生说：自己生在北京，原来是在师大附中读书。那个学校，主要是教理化，重视理科，不重视文科。1928年，我考进清华大学，上的是物理系。后来我自己发现，我还是对于文学最感性趣。到二年级时，就转到中国文学系了。开始写一些旧体诗，词，曲，但是越来越觉得，古典诗词，已经发展到那样高的地步，就是写得再怎么好，也不过怎样像古典诗词而已，不可能有你自己。于是就改写新的现代诗。加上当时民族矛盾很尖锐，也不可能沉醉于古典之中。我的发表在《现代》上的第一首诗《风沙之日》，就是出于对现实的一种不满，那里太荒凉，太死寂，实际上完全是个“边城”，感到压抑，那个苍白的太阳，是二十世纪的眼睛的意象，就是这种现实的感觉，与那种脱离现实的现代诗是不一样的。这样我就开始写起新诗来，一发而不可收拾。
林先生说：我在北京，那种“边城”的感觉，很重，我的诗里多有表现。在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的诗选里，我就用了这个概念。《现代》杂志，在当时文学发展中，起了很大的作用，当时那个刊物办得很好。我投稿，也就发表了。
我问：“关于《破晓》的修改，您的文章里说的很有意思，能说说吗？”
先生说：那首诗，有了那些文字说明，现在看起来很有意思。不写的话，现在也就忘记了。但是后来没有再写这样的东西。写多了，也就没有意思了。
临走时，林先生送我到门口。园内的竹子，很多干枯了，正浇上很多的水。院里院外的几株老树，也显得春天的挺拔。南墙被开了一个小门。门口院内的一大片草地，家人用竹竿围起来了。先生说：“不然，人从这里走过，花草都踏坏了。”
七 谈诗人辛笛、《现代》杂志及其他
1998年12月30日下午，中文系工会主席陈熙中教授，邀我同往林庚先生家，请先生参加12月31日举行的中文系除夕的团拜会。先生因身体关系，婉然推辞了。
我将辛笛寄赠先生的大作《嫏环偶拾》，转送给他。先生翻了翻，对我们说道：辛笛是清华的，比我低两年级。开始写诗时间差不多。三十年代就开始发表作品了。但是成名，还是四十年代。他是“九叶”诗人中年纪最大的一位。
谈到先生发表诗歌的《现代》杂志，他再次对我说：那个时候，国民党很厉害，一些刊物，只出一两期就停了。可是办《现代》的施蛰存，以同路人姿态出现，团结了很多作家。鲁迅太霸道，连人家作“同路人”都不可以，非要成为“左联”的不可，人家明明跟你是“同路”的嘛，怎么也不准许呢。
先生讲道：当时，周作人，废名，俞平伯，三个人常在一起，废名还把头发剃光，当和尚，真的信佛，读佛经，谈佛论禅了。那时，郑振铎来，在燕京大学教书，办了个刊物，作者主要是清华、燕大的人，巴金、靳以走了，回上海了，卞之琳办了个小刊物《水星》，一直到朱光潜回来，北京大文坛才又有一个中心。
八 谈第一次上海之行、访施蛰存及诗之不可缺少
2001年1月27日，农历正月初四，下午我到林庚先生家拜年。林先生身体很好，我们又就诗的话题，散漫交谈。我谈起林先生30年代在上海写的一些诗，询问这些作品的背景。
林先生告诉我说，1934年，清华毕业后，留校作助教时，去的上海。我问：“为什么去上海，是找工作吗？”他说：“不是。我一个哥哥，在上海法租界，是一个法医中心的创建者，他有房子，在他那里，吃住都不用费心，我就是去看看。”
我问：“先生是第一次去南方吗？”先生说：“是的，以前我没有到过南方。第一次到南方，在上海，南京，杭州，这个三角地方，看了看，觉得有一种新鲜感。”
我说：“先生诗里，有不少是来南方时写的。”先生说：“我的诗集《春野与窗》，后半部分，大都是在南方写的，或写南方的感受的。那时我第一次拜访了施蛰存。以前只是通过信，没有见过面。他办的《现代》杂志，很有特色。”
我说：“《现代》杂志，对于诗的提倡很有功绩。”先生说：“是的，《现代》虽然发表各种体裁的作品，但是还是诗歌的影响最大。它的主要成就在于新诗的提倡。中国是一个诗的国度，诗在人们的精神生活中，占着特殊的位置。不写新诗，就写旧体诗。人们没有拿小说作交往的。《现代》杂志的征稿启示里，说除了诗以外，发表后均付薄酬。当时一些读者就提出意见，改了，但看得出，当时对于诗，也是不重视的。诗在杂志中，不是中心，占的篇幅，也很少，诗一直不如小说有那么多人看，写诗的，也很冷清，但很多人，还是用诗来满足某种精神生活的需要。无论社会怎样发达，物质怎样丰富，其他文类发展得怎样快，人们一定层次的精神生活对于诗的需要，总是有的。诗是人的精神生活不可缺少的东西。”
约四时许，告别了林庚先生家，先生兴致勃勃地送我到门口。
九 谈人与自然和对我关于他的诗之评论的看法
2003年2月2日，农历正月初二。早饭后，我到燕南园62号，给林庚先生拜年。送先生首都师范大学诗歌研究中心出的《中国诗歌研究》杂志一册，里面有我写的《论30年代林庚诗的精神世界》一篇长文，另《北京晚报》一份，上面刊有我的文章《完成自我与民族精神提升——关于当前诗歌现状的一点随想》，其中引录了在神户时林庚先生给我的那封信。送先生杜鹃花一盆。
林先生看着花，感慨说：大自然给人类以恩惠，人类才成为万物之灵。因之人应该感谢大自然，与大自然和谐相处，才能不断的繁衍生息。人类破坏了大自然，就会得到大自然的惩罚。看来“改造自然”这个说法值得考虑，应该是利用自然才对。因先生家有亲戚来，我稍坐，即很快离开。
3月10日，林庚先生给我家里打电话，我正在人民文学出版社参加《鲁迅全集》修订审稿会，是菊玲接的。她转告我说：林庚先生说，看了我写的评论他诗歌的文章，很高兴，想与你谈谈读了文章之后的一些想法。我当时就给林先生家打电话，没有人接。到第二天晚上，我在东城礼士宾馆与林先生通话，林先生很兴奋，在电话里与我谈了他的一些意见。
林先生说：我前些时候，一直给你打电话，但不是占线，就是没有人接。你写我的诗的文章，我看了，写得非常好。你替我甄别了一个问题：就是过去一直说的我写诗脱离政治。我是不关心政治，因为我不了解政治是怎么一回事。政治很复杂。但是我从来没有脱离社会生活。我生存在社会中，我了解社会生活，我也热爱社会生活。我的诗，涉及边城，涉及当时的国家命运，写的是我的经验，我所理解的社会生活。人们都说，文学来源于生活。社会生活也是一种政治，一种最大的艺术来源。关心和了解社会，我才能写出诗来。
我与林先生谈到他的诗《风狂的春夜》，诗是这样的：
风狂的春夜/记得一件什么最醉人的事/只好独抽一支烟卷了/窗外的佛手香/与南方特有的竹子香/才想起自己是新来自远方的/无限的惊异/北地的胭脂/流入长江的碧涛中了/风狂而十分寂静的/拿什么来换悲哀呢/惊醒了广漠的荒凉梦
人民文学出版社1985年出版的《林庚诗选》中，在“北地的胭脂，流入长江的碧涛中了”一句后，林庚先生加了这样的注解：“《匈奴歌》：‘失我焉支山，令我妇女无颜色；失我祁连山，使我六畜不蕃息。’焉支即胭脂，原产北方，故有‘南朝金粉，北地胭脂’之语。这时北平已如边疆的荒凉，而到了南京上海一带却犹如南朝那样繁华；这局面又能维持多久呢？”我告诉林先生，过去，我不知道诗里的一些句子的意思，读了这个注解之后，才让我了解了。
林先生说：那个注解，写长江碧涛，写北地的胭脂，暗指焉支，暗指一些人不顾国难江南如梦的生活，那些注释的话，是人民文学出版社的选本时才加上的。以前的人，都没有读懂这首诗。现在看，我这些写边城的诗，其实也是一种爱国之思的诗篇了。这也是一种关心政治。你的文章，提出和论述了我诗里的“边城”问题，青春与生命歌颂问题，知识分子寂寞问题，是对我的诗的不关心政治的一次甄别。林先生说：你的文章很长，有三万字，我身体不好，自从2001年生一场病以后，一直没有恢复过来，有时有小感冒，精力总不如以前了。读了一段，我的精力就不济了。整个文章，我是分五、六次才读完的。
我说，1930年代，《现代》杂志发表的穆木天《林庚的〈夜〉》评论文章，对于你的诗的评论，太简单化了。
林先生说：穆木天对我的批评文字，很左，那时他是左联的，不能不这样做，现在看起来，很好笑，但也是可以理解的。许多历史的事情，要过了一些时候，才能看得清楚。
林先生关心我的痛风病，告诉我，要注意保重身体，不要过累，特别是不要感染别的什么东西。我说：这是我写的上篇，讲的是诗的思想，社会内容，没有讲艺术，是留待下篇来讲的。林庚先生说：是没有讲艺术，但你讲的内容很好，给我的诗甄别了一个问题。
十 谈诗《寄故园友人》、风筝及其他
2004年2月22日，农历大年正月初一。下午，往燕南园，给林庚先生拜年。与林先生谈诗，谈昨晚春节电视节目，谈朱自清日记朗诵会记载，谈对于他的一首《寄故园友人》诗的疑难。四时许，告别林先生，女儿送至门口，即电铃响了，是郭晓聪来访。他是给从菊玲的电话里得知，我在林庚先生家，就从家里开车过来了。我们又一起与林先生继续谈话，至五时许，与小聪一起离开。
我拿着用电脑打好的稿子，先问及《寄故园友人》一诗的背景。林先生作了讲解与介绍。我将这首诗，给林先生看：
朝霞的明艳
照着阶级意识的分明
觉出妥协的可笑
于所能伤害于我的
总打不断这暂时屈避的傲笑吧！
之外，故乡与友人之可爱
狮身人面兽回首的雄姿
眉宇诚是好友
于此轩昂了！
如一朵白云的浮去
本不是人所能羁留的
林先生记忆特别清晰，告诉我说：这是自己离开清华的时候写的。当时自己，离开了清华大学，没有被清华留下，心中颇有些不平。这首诗，写的就是自己这样的一种情绪。故园，指清华园；友人，指李长之、季羡林两个人，他们比我晚两班，我们是很好的朋友。我说：“当时您们三人被称为清华三剑客。”先生笑了，“是的。”
他拿着诗，给我解释说：“朝霞的明艳/照着阶级意思的分明”，这里的“阶级意思”，不是今天“阶级意识”的意思，而是指一个刚刚毕业的青年人，对于有地位的教授们的一种不满，反抗，挑战的意识。当时我想留在清华任教，但有些教授不同意，就没有留下。我年青气盛，很有些愤愤不平。我说，这句诗，后来在《问路集》（北京大学出版社，1984年）里，改成了“照着了人间的又一次不平”，现在您讲了，意思也就更容易明白了。
他说，自己离开清华，别寻工作，总觉得对我的心理，是一种“伤害”，自己的服从，也算是一种“妥协”。因此，如诗里说的，是一种“暂时屈避”的“妥协”，自己颇有自信、自尊和抗争的心情。所以下面说：“觉出妥协的可笑”，而面对“所能伤害于我的”的一切，我是以傲慢的微笑应之。“总打不断暂时屈避的傲笑吧！”这句诗所传达的，就是这种自尊自信的意思。除了这种自尊的“傲笑”之外，我诗里还说，对于我，最值得珍贵，值得留恋的，当然还有“故乡与友人之可爱”。
这首诗的第二段，是写自己离去“故园”后时的心境。林先生说，“狮身人面兽回首的雄姿/眉宇诚是好友/于此轩昂了”，这是一个比喻，也是暗喻自己，如古埃及的狮身人面兽，雄姿英发，眉宇轩昂。自己因此也得到了一种自由，如一朵无拘无束白云一样，自由地来了，又自由地飘去。我追求自由无羁，这本来是白云的天性，所以诗里说，“它本不是人所能羁留的”。
我又问起《秋日的旋风》这首诗。我说，这是写冰心的小孩子的，当时的情景怎样？
林庚先生说：是的。当时冰心住在燕南园54号。出门的前边，是个大的体育场，那时根本是一片荒地。我看见那里忽然刮起一阵旋风，冰心怀里的小孩子，想要出去，妈妈不让她去，我当时就写了这首诗。诗里说的：
母亲的怀里冷落了
童心的小手伸出
一个落叶随着风打转
看它要到什么地方去哩？
就是当时的真实情景。我到了冰心家，小孩子都管我叫“舅舅”。我对林先生说，这首诗，写了一种青春与童心，母爱，写得很美。林庚先生说，可能是这样的。我自己，也很喜欢这首诗。
我说：“最近我读朱自清的日记，那里面，详细记载您对他讲风筝的事，很有意思。”
林先生说：我从小就喜欢放风筝，长大了也喜欢，当时还写了一篇关于风筝的文章，登在沈从文编的《大公报》文学副刊上。我跟朱自清先生讲的，就是我文章里的意思。我们家，住在城里宣南一带，是福建会馆，离鲁迅周作人住的绍兴会馆。不太远，就七、八丈的路。从那儿再往南，有一片洼地，大家常在那放风筝。我最喜欢鹰的风筝。因为我喜欢天上的鹰。洼地有许多扔的死老鼠什么的，有些鹰，常在那里盘旋，有的时候，我一看，就一个小时过去了。鹰飞得很高，很矫健，两个翅膀伸展，向上，自由舒展，无拘无束，上面就是一片北京蓝色的天空。我年纪大了，还喜欢风筝，现在家里，还挂着风筝。他指给我，我才特别注意看到，在他写作台对面的墙上，就挂着一只彩色斑斓的风筝。他说：这只风筝，不是鹰，鹰的风筝，在另一个房间里。张鸣还送我一只风筝呢。
郭晓聪进来后，我们又与林先生重新谈起对当代诗坛的看法。
林先生说：当前诗坛，作品，我读得很少，不了解情况。我认为，诗的一个重要功能，是传播。过去西方，先有叙事诗，诵读传唱的史诗，就是为了传播。诗的传播功能，主要靠节奏。有了节奏，才容易记忆，容易吟颂，容易传播开去。取消了节奏，也就没有传播的功能了。现在写的诗，都是给自己看的，给几个好友看的，不是给更多人看的，可以“藏之名山，传之后世”，但没有人读。过去武侠小说里面，有句行话，叫“河字风紧”，它的意思，只有他们圈里的人懂得，现在许多诗里说的，都是别的人不懂的“行话”。我是一个二十世纪的人，我过去的诗，给二十世纪，交了一份答卷，二十一世纪，我是个局外人了。
林先生还说，我不看电视节目。因为听不见。但是我爱看球。因为看球，不用听讲解，我看球的技术，懂得比赛的艺术，还可以自己去想象，得到一种兴奋和满足。听我说，施蛰存先生已经去世，先生感觉非常突然，做愕然状。谈辛笛先生一月八日逝世，他比较平常，他说，我与辛笛不熟悉，在清华读书时，他比我低两年级。
“我过去的诗，给二十世纪，交了一份答卷。”林庚先生的这句话，一直响在我耳边。归来后，仿林庚先生格律诗，作绝句三首，录以志念：
无题
一
爆竹声声里生命的欢乐
片刻闪亮唱出悠久沉默
月缺月圆说的平常故事
脉脉远山看似一缕清歌
二
翠绿的竹影贴在你窗前
高高古槐树抚摩着蓝天
老屋里说诗的话音依旧
芬芳的书桌上一颗水仙
三
你谈孩童时喜欢放风筝
爱看鹰隼爱看蔚蓝天空
是什么唤起你童心欢乐
手指墙上蝴蝶笑出了声
（孙玉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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