听曹文轩教授谈文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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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期：2005年1月11日 访问：308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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听曹文轩叔叔谈文学
曹文轩教授简介:1954年1月生于江苏盐城农村。1974年入北京大学中文系读书，后留校任教。现为中国作家协会全国委员会委员，北京市作家协会理事，北京大学中文系中国当代文学教研室主任、中国现当代文学博士生导师，中国作家协会鲁迅文学院客座教授。
一天，冒着纷纷扬扬的雪花，小学生苗苗来到了北京大学曹文轩教授的家。曹教授说：“你们是我搬到新居后接待的第一批客人。”可不，曹教授家连椅子还没买呢，于是小苗苗就盘腿坐在地上，和名教授聊起了文学。
不太明确自己的书是给谁写的
苗苗：曹叔叔，您的书，只要能找着的，我差不多都看了。您写的《草房子》、《山羊不吃天堂草》、《红葫芦》都快让我啃烂了，就因为这个，妈妈的学生都说我成“曹学家”了。您在《草房子》的后头说：不知道能不能用过去的故事感动今天的孩子？我特别想跟您说：您感动了我。叔叔，您知道这是为什么吗？
曹文轩：这个嘛，我还真说不好，您说呢？(笑)《草房子》不是一下子就卖得特别火的那种，可一般的书卖个一两年也就差不多了，而《草房子》却是每隔两三个月就要加印一次，一直不停地在印，不停地在卖，其它几本书的情况也是这样。
苗苗：买您书的人，肯定有小孩也有大人。因为，我看您的书，我爸爸妈妈也看，奶奶86岁了也跟我们抢着看。您是怎么让大人和小孩都这么入迷的呢？人家管您叫“儿童文学家”，可您到底算不算“儿童文学家”呢？
曹文轩：有些作家写东西定位定得很清楚，我写东西时一般不太注意接收对象，不太明确我到底是给谁写的。我认为，一部好的文学作品和门类没有关系，不能简单地把它划分到哪一类去，划也是人为的，好的东西会打破门类的界限。其实，《草房子》从构思到最后完成，我脑子里一直没有一个明确的对象———就是这本书是写给谁看的，所以喜欢它的读者可能是孩子，也可能是大人。我写的那些“过去的故事”对于你来说是陌生的，因为，我和你的童年生活真是相差太大了。
贫穷是一笔财富苗苗：是您的童年生活好玩呢，还是我们的童年生活好玩呢？
曹文轩：现在的小孩子物质条件是非常非常好的，而我童年记忆里最深刻的却是穷。我家在苏北一个很穷很穷的地方，到底穷成什么样子是很难用语言来形容的，关于这一点，我在《红瓦》里边曾作过一些描述。可话又说回来了，穷虽然穷，但那段时光还是过得很有意思，很愉快的。
苗苗：为什么呢？
曹文轩：愉快不愉快跟穷和富、跟条件好和条件差不是一回事。所以我没法儿说现在的小孩儿就一定比过去的小孩儿优越、就一定比过去的小孩儿愉快。
苗苗：所以，您想把我们这些现在的孩子带到您那个“过去的故事”里去和您一块儿分享您小时候的那种愉快，对吗？
曹文轩：你这句话我非常赞同。潜意识里，我可能是有把过去用文字形式表述出来供下一代分享的意思。因为，人类的精神财富是一个没有时间限制的东西，无论是过去、现在还是将来，这个财富都是贯通的、共有的，我的那笔财富也不是我自己创造的，所以应该传给下一代来分享。
我写的是我回头看的东西苗苗：叔叔，我喜欢画画，您肯定也喜欢画画。
曹文轩：怎么？
苗苗：您写小说像画画，里边有好多好多好看的颜色。您的家真像画儿那么美吗？
曹文轩：(笑)这和我后来对文化的吸收有关系。这么说吧，就是你在小说里看到的农村生活，不是那个在农村生活的我写的，而是那个离开了农村生活的我写的，实际上，我写的是我回头看的东西。
苗苗：我没听懂。
曹文轩：比如小时候你看一棵树，也许并不觉得有什么特别的美，可现在回过头来再看这棵树，感觉就不一样了。为什么呢？因为通过文化的熏陶，你已经有了发现美的能力，你这个人变了，你眼睛里看见的东西也变了，你自觉不自觉地就会把现在的状态和过去的状态重叠在一块儿。
苗苗：您愿意这样吗？
曹文轩：愿意。
苗苗：您的小说还有点儿像童话，很神秘。比如纸月吧，就特像童话里的小女孩儿。我可喜欢她了，我觉得桑桑也喜欢她。叔叔，桑桑就是您吧？纸月是真人吗？
曹文轩：桑桑身上确实有我的影子，《草房子》中的好多形象也都能在生活中找到原型。惟独纸月，还真说不出出处来。可能是为了适应我的某种趣味、某种希望，或者某种感觉，也不知道怎么回事就出来了一个纸月。
苗苗：所以她很神秘，对吗？
曹文轩：(笑)对，对，也可能吧。
长这么大还没真正恨过什么人
苗苗：叔叔，我觉得您的心太软。
曹文轩：怎么见得？
苗苗：您不舍得把人写得太坏。这和史铁生叔叔有点儿像。
曹文轩：你这孩子真厉害。(笑)苗苗：乔桉是您的小说里毛病最多的一个人吧？就是对他，您也好像充满了同情，不是吗？他被抓走以后，桑桑的心里很难过。
曹文轩：你说得有道理。我长这么大，还没真正恨过什么人，恨也是抽象的，没有具体的。即使他对我特别不好，我也可能很生气，但过一段时间一想，他也许没那么坏吧？所以从来没有长时间地真正恨过什么人。有人说，曹文轩写的东西很难达到一定深度，因为他对人的理解缺乏深度。好像只有把人的恶写到一定程度了才能算作有深度似的。有时我也想“深刻”一下，可做不到。恐怕这个深度我一辈子都达不到了。写东西的时候，我总觉得人没有那么坏，坏可能也有他坏的道理或者原因。就说乔桉吧，正像你说的，我实在舍不得从头到尾特别狠地去恨他，我觉得他挺可怜的，是个挺让人伤感的人物。
忧郁是一种非常高贵的品质苗苗：您常写水，水虽然美，但是有点让人忧伤，所以您写的小说就有点儿忧伤，对吗？
曹文轩：好厉害的小姑娘啊，你已经谈到忧伤的问题了！(笑)
苗苗：反正我就是觉得您写得有点儿忧伤。
曹文轩：是啊，忧伤，这可是我多少年的老问题了。记得一开始写东西就听人说：“你写得调子太低，太伤感了。”为这个，作品老是发不出去。那时候，我也很希望能写得很明亮、很快活，但是做不到，只要一拿笔，就会很本能地进入那样一种浓浓的或淡淡的情感状态、一种忧伤的状态，真是一点办法也没有。
苗苗：什么原因呢？
曹文轩：我也不知道，有些事情要找到原因是很难的。好在时间长了，大家也认可了。不过苗苗，我对这个问题还是有很充分的理性思考的，我已经看了大量的书，查了大量的资料，准备专门写一本叫《忧郁论》的书，想从各个角度来论证忧郁。我认为，忧郁是一种非常高贵的品质。
苗苗：为什么呢？
曹文轩：喜剧固然是非常重要的，但从整个文学史看，占有崇高位置的基本上还是悲剧范畴，而忧伤是悲剧范畴里的一个概念。当然啦，喜剧范畴的许多东西是和悲剧联系在一起的，比如莎士比亚的许多喜剧和悲剧就是重叠在一块儿的，这是一方面。另外，我认为忧伤是一种文化的产物，是文化程度达到一定状态、对于世界有了一定的认识、对于人的生存状态有了一定的理解之后才会有的情感。我认为，忧伤还是一种非常美的情感，只要掌握好分寸，它可以是一种非常好的东西。
苗苗：有意思。
曹文轩：所以，当听到有人说“儿童文学是给孩子带来快乐的”，我就说：“我觉得这种观点不正确或者说不确切，应该说儿童文学是给孩子带来快感的。因为快感里边既包括喜剧快感也包括悲剧快感。”
苗苗：悲剧也能有快感吗？
曹文轩：当然了。比如《泰坦尼克号》是悲剧吧？看完以后走出电影院，你是不是感觉很好？《草房子》也是悲剧吧？你刚才说它很美，你很喜欢，想过吗，这是为什么？再比如有些农村老太太，她们的生活非常贫苦，可你知道她们爱看什么戏吗？苦戏。这又是为什么呢？我们北大的朱光潜先生写过一本很有名的书，叫《悲剧心理学》，研究的就是这个问题。人在痛苦的时候为什么不去看欢快的东西反而偏偏要找悲剧看呢？因为你在和悲剧人物一同流泪、一同伤感的时候，你自己的痛苦也会得到释放，悲剧就有这种能力。安徒生的大部分作品都属于忧伤的悲剧范畴。正是这样的作品培养了我们一代又一代人的比较厚重的品质。所以我说，儿童文学应该是给孩子带来快感的文学，它应该包括悲剧。
搞创作和做学问都挺好玩儿苗苗：叔叔，您说的话我有的听得懂，有的还听不太懂。
曹文轩：(笑)是啊，对于你来说，有些道理是太深了点儿。
苗苗：您的论文我就看不懂。
曹文轩：论文你也看了？
苗苗：从杂志里边随便翻着看的。虽然看不懂，但我发现您经常爱写这样一些词———
曹文轩：说说看。
苗苗：比如：“古典”与“现代”，“善良”与“丑恶”，还有“人性”与“兽性”什么的。叔叔，这些词是不是经常在您的脑子里打架？打得不分胜负了您就跑到您的小说里来分胜负呢？
曹文轩：(大笑)小孩子提出的问题非常有意思，这是大人提不出来的。你的话倒是提醒我思考一些东西。
苗苗：您又当教授又写小说，是不是当教授当累了就写会儿小说，写小说是不是很好玩啊？
曹文轩：把它看作是玩儿也可以吧。
苗苗：算休息吗？
曹文轩：做学问累了就去搞创作，搞创作累了就去做学问，也可以算是休息吧。
苗苗：到底哪个更好玩儿呢？
曹文轩：我觉得两个都挺好玩儿的。打个比方，就像看电视，创作是一个频道，做学问是一个频道，这个频道看着没意思了就换到那个去，那个看着没意思了就换到这个来。我总是在这两个频道之间转换。苗苗，其实做学问也有做学问的愉快，它往往是在进行一种很抽象的思考，因为时常要离开一些实际的、具体的、现实的东西，所以会让你有一种在比较高的境界或者说是在空中飘浮的感觉，在思想的海洋里游来游去。比如你看了很多书，然后开始思考，当你突然在一片混乱的现象里边总结出了一个道理，最后又把这个道理浓缩成一个句子、一个单词，你会觉得非常了不起，你会觉得精神上获得了一种极大的满足。搞学问是一种很紧张的智力活动，搞创作是一种很丰富的情感活动，比如你写太阳、小河、大树、小草；你写各种各样的亲情、友情，母女的、父子的、兄弟的、姐妹的、男女的、夫妻的，你会觉得很美，你会感到一种情感的抚慰。所以这两方面的活动对于我来讲都已经成了生命的一部分，缺了哪方面都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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