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和国多位外交部长和北大结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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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期：2007年5月19日 访问：304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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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和国多位外交部长和北大结缘
黄华(Huang Hua 1913.1.25～ )
曾用名王汝梅。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部长、国务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兼外长(1976.12～1982.11)。河北磁县人。193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燕京大学肄业。1935年参加一二九运动，1936年任北平学生联合会党团成员、燕大学生会主席，1936年任陕北苏区红军总部翻译、后方司令部秘书。协助埃德加·斯诺、尼姆·威尔士、史沫特莱等外国记者采访苏区。1937年10月任中共中央组织部干事。1938年历任西北青年救国联合会组织部长、中共长江局青委、全国学联党团书记，中央青委委员。1940年任延安青年干部学校教育长。1941年任朱德政治秘书、中共中央海外工作委员会秘书长。1944年任中央外事组联络科长，参与接待中外记者参观团和美军观察组的工作。1946年参加北平军事调处执行部中共代表团，任叶剑英的秘书、代表团新闻处处长。1949年历任天津市军管会外事处处长、中共南京市委委员、南京市军管会外事处处长、主持接收国民党外交部、向各国原驻华使节宣布中共中央的建交原则。同年当选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第一届中央委员。建国后历任中共上海市委员、上海军管会外事处处长。1953年任朝鲜停战政治谈判中方代表和外交部西欧非洲司司长等职。1954年和1955年，随周恩来总理出席日内瓦会议和万隆亚非会议，任中国代表团顾问和发言人。1958年任华沙中美大使级会谈中方顾问。1960年至1971年相继任驻加纳、埃及、加拿大大使。曾任中央三人小组成员，具体负责同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基辛格谈判邀请尼克松访华公告文稿事宜。1971年中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恢复后，为中国首任常驻联合国及其安全理事会的代表。1976年任外长，曾率中国代表团出席过29、32、33、35和37届联合国大会。1978年和1982年，率团参加联大讨论裁军问题的特别会议，阐述中国在裁军问题上的原则立场，并代表中国政府向大会提出了《关于立即停止军备竞赛和进行裁军的主要措施的建议》。曾先后出访过加拿大、法国、英国、意大利、扎伊尔、伊朗、巴基斯坦、坦桑尼亚、联邦德国、印度、美国、尼日利亚、苏联等30多个亚、非、欧、美洲国家。1978年8月与日本外相在北京签署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和日本国和平友好条约》。1978年主持与美国代表的建交谈判，1982年与美国国务卿黑格签署关于解决美售台武器问题的八一七公报。1979年随邓小平副总理访问美国。曾任国务院副总理兼外交部长。1983年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多次以副委员长身份率人大代表团到各国访问和出席各种国际会议。中共第十、十一、十二届中央委员。第十三届中央顾问委员会常委。1985年至1995年出席国际行动理事会年会，现任中国国际友人研究会会长、中国国际友好联络会会长、中国福利会主席、宋庆龄基金会主席。
钱其琛(Qian Qichen 1928.1.5～ )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副总理(1993.3～2003.3 )，外交部长(1988.4～1998.3)，曾任北大国际关系学院院长。上海嘉定人。1942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在上海从事地下党学运，任上海地下党中学区委委员、区学委书记。1945年～1949年在上海《大公报》任职员。1949年～1953年任上海徐汇、长宁、杨浦区党委委员、共青团区委书记。1953年～1954年任共青团中央办公厅研究员。1954年赴苏联中央团校学习。1955年后历任驻苏联使馆二等秘书、高等教育部留学生司处长、对外司副司长，驻苏联使馆参赞(1972.4～1974.4)，驻几内亚大使(1974.8～1976.11)兼驻几内亚比绍大使(1974.9～1975.10)，外交部新闻司司长(1976.11～1982.4)，外交部副部长(1982.4～1988.4)，外交部长(1988.4～1998.3)，国务委员兼外交部长(1991.4～1993.3)，副总理兼外交部长(1993.3～1998.3)，中共十二、十三、十四、十五届中央委员，十四、十五届中央政治局委员。担任外长后访问了一百多个国家。1982年～1987年作为中国政府特使进行了11轮中苏副外长级磋商，讨论两国关系正常化问题。1987年2月和8月，作为中国政府代表团团长同苏联进行了两轮边界谈判。1988年12月和1989年2月与苏联外长互访，为中苏进行高级会晤、实现关系正常化进行会谈。1991年5月，与苏联外长在莫斯科签署了《中苏国界东段协定》。1992年至1997年以外长身份四次正式访问俄罗斯。1994年9月，在莫斯科与俄外长签署了《中俄国界西段协定》。90年代，多次与美国国务卿会晤，就中美关系及重大国际问题进行会谈。1990年11月、1994年10月和1997年4月分别对美国进行正式访问。1989年后，率团或陪同国家主要领导人访问德国、法国、英国、日本等12国以及欧共体，使中国与西方国家关系在经历一段曲折后进入新的发展阶段。1991年，出访波兰、匈牙利、捷克斯洛伐克，提出“三超越”原则，即超越社会制度、意识形态和价值观念的差异，在相互尊重、平等互利、互不干涉内政等原则基础上发展正常的国家关系。曾率团出席的主要国际会议有：第43届至52届联合国大会、联合国安理会部长级会议、第24届至第28届东盟外长会议、东盟地区论坛首次会议、亚太经合组织部长级会议(第3届至第9届)、不结盟国家首脑会议及联合国禁止化学武器会议。1996年，2月至3月先后出席了亚欧会议亚洲成员国外长会议和首届亚欧首脑会议。3月底至4月访问日本等六国。同年7月代表中国首次以东盟对话国的身份出席东盟对话国会议和第三届东盟地区论坛会议。在本届东盟外长会上，东盟正式接纳中国为其全面对话国。同年9月，率团访问加拿大。1997年先后访问法国、埃及、以色列、巴勒斯坦和南非等14国。同年2月出席亚欧外长会议，7月出席东盟地区论坛外长会议及东盟与对话国会议。1998年1月～7月访问摩洛哥、古巴等10国。代表中国政府签署的重要外交文件有：中国同印尼复交公报、同沙特阿拉伯、新加坡、文莱、以色列、韩国和南非建交公报，中国同挪威相互设立总领馆协定、同海地互设商代处协议，及中国政府和苏联政府关于在中苏边境地区相互裁减军事力量和加强军事领域信任的指导原则的协定、柬埔寨和平协定、联合国关于禁止化学武器公约等。1993年7月任全国人大常务委员会香港特别行政区筹备委员会预备工作委员会主任。1996年1月任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香港特别行政区筹备委员会主任委员。为贯彻落实“一国两制”的方针和“港人治港”、高度自治创造条件，打好基础，先后主持召开了香港特别行政区筹委会八次全体会议。1997年作为中国政府代表团成员、国务院副总理兼外长赴香港出席香港回归政权交接仪式。1998年4月任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澳门特别行政区筹备委员会主任委员。
唐家璇(Tang Jiaxuan 1938.1.17～ )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委员（2003.3～），外交部部长(1998.3.18～2003.3 )。江苏镇江人。1955年～1962年先后在上海复旦大学和北京大学学习。1962年～1964年在广播事业局对外部实习。后历任外交部翻译队翻译，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理事，驻日本使馆二等秘书、一等秘书，外交部亚洲司副司长(1985.5～1988.4)，驻日本使馆公使衔参赞、公使(1988.4～1991.12)和外交部部长助理(1991.12～1993.3)，外交部副部长(1993.3～1998.3)等职。中共十五届中央委员。任副外长期间，主管亚洲事务以及领事、礼宾业务。遍访东北亚、东南亚和南亚诸国。作为中国政府代表团团长，1993年～1997年率团参加中越政府级边界谈判和副外长级磋商，其中1993年10月与越方在河内签署关于解决两国边界领土问题的《基本原则协议》。作为中方代表团团长，主持中印(度)边界问题联合工作小组会谈和副外长级磋商、中不(丹)边界谈判。1993年9月代表中国政府签署《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印度共和国政府关于在中印边境实际控制线地区保持和平与安宁的协定》。1995年4月率团赴印尼参加不结盟运动协调局部长级会议并出席万隆会议40周年纪念活动。1995年～1997年间率团参加中国?东盟副外长级磋商。1997年12月率中国代表团出席在日内瓦举行的朝鲜半岛问题四方会谈首次正式会议。任外长以后，1998年4月11日～13日，对印尼进行工作访问。6月4日，在日内瓦主持由中美两国倡议召开的联合国安理会5个常任理事国关于印巴核试验问题的外长会议。6月9日～20日，访问几内亚、科特迪瓦、加纳、多哥、贝宁非洲五国。7月25日，率团赴马尼拉出席第五届东盟地区论坛外长会、东盟与对话国会议及中国与东盟对话会。29日，顺访菲律宾。31日，对马来西亚进行工作访问。8月31日，率团赴南非德班出席不结盟运动首脑会议。9月18日，参加第53届联大会议并于23日在大会发言。9月27日～29日，访问美国。9月29日至10月4日，访问加拿大。11月14日～15日，参加在马来西亚召开的亚太经合组织第十届部长级会议。1999年1月3日～16日访问埃及、肯尼亚、乌干达、坦桑尼亚、赞比亚和法国。2月4日～6日，对泰国进行工作访问并同泰方签署《中华人民共和国和泰王国关于二十一世纪合作计划的联合声明》。曾多次陪同中国主要领导人出访，参加中国领导人同各国主要领导人之间的重要会晤。
李肇星(Li Zhaoxing 1940.10.～ )
李肇星，男，1940年10月生，山东省人，1964年毕业于北京大学。1959年—1964年北京大学学习。1964年—1967年北京外国语大学进修。1967年—1970年中国人民外交学会工作人员。1970年—1977年中华人民共和国驻肯尼亚共和国大使馆工作人员、随员。1977年—1983年 外交部新闻司三秘、二秘、副处长。1983年—1985年中华人民共和国驻莱索托大使馆一秘。1985年—1990年外交部新闻司副司长、司长，外交部发言人。1990年—1993年外交部部长助理。1993年—1995年 中华人民共和国常驻联合国代表、特命全权大使。1995年—1998年外交部副部长。1998年—2001年中华人民共和国驻美利坚合众国特命全权大使。2001年—2003年3月外交部副部长，2003年3月— 外交部部长。1998年9月当选为中共第十五届中央候补委员，2002年11月当选为中共第十六届中央委员。
迄今为止，李肇星是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外交部20位发言人中任期是最长的一位。从1985年开始到1990年整整5年间，他频频出现在中外媒体当中，并一度以外交部部长助理的身份兼任外交部发言人。作为中共十三大和七届全国人大新闻发布会的成功组织者，李肇星在中外媒体记者中树立了非常好的口碑。香港资深记者陈建平曾这样评价李肇星：“在170多名外国和境外驻京记者面前，李肇星总是用一个让人理解和接受的形象出现，他跟你像朋友。”
在国际俱乐部发布厅，李肇星主持的第一次记者招待会上，有好几位西方记者就所谓的“西藏独立”问题连珠炮似地向这位初次登台亮相的发言人发起攻击。李肇星列举事实，理直气壮地批驳了西方国家在西藏问题上的种种谬论后斩钉截铁地表示：西藏自13世纪以来就是中国的领土，西藏事务是中国的内政，绝不允许任何外国干涉。西藏“独立”不行，“半独立”不行，变相“独立”也不行。所谓“独立”问题一概是不能讨论的。李肇星的回答可谓义正词严，慷慨激昂。
有位外国记者冷不防地冒出一句风凉话：“我也有自己的家乡，如果你说我的家乡不是属于我们国家的一部分，我才不在乎呢？而你为什么对西藏问题这样在乎？”
“你对自己的国家怎么看是你的问题，但是中国的主权是神圣的，外国人无权干涉！”李肇星字字铿锵，掷地有声！
由于偏见，在李肇星与西方人士的多次交往中，西藏问题一直是“热门”话题。李肇星出任中国驻美大使后，在美国俄亥俄州大学演讲时，一个老太太问他：“你们为什么要‘侵略’西藏？”李肇星一改往日之态，没有直接反击，而是亲切地询问道：“夫人，您是哪里人？”老太太回答道：“我是德克萨斯人。”李肇星表现出极大的耐心，细细地给她讲述中国历史：“你们德克萨斯州1848年才加入美国，而早在13世纪中叶，西藏已纳入中国版图。您瞧，您的胳膊本来就是您身体的一部分，您能说您的身体侵略了您的胳膊吗？”老太太乐了，心悦诚服。最后，她热烈地拥抱住李肇星，连声说：“谢谢您，谢谢您让我明白了历史的真相。”
“事实上，一个人的爱国感情、维护祖国利益的决心和摆事实讲道理的态度是会得到大多数记者的敬重的，尽管他不见得同意你的观点。”这是李肇星的亲身感受。
20世纪80年代末，邓小平的健康问题越来越受到媒体公众的关注。特别是那些西方记者，过一段时间就要“旧事重提”，表示一下他们对邓公的“关爱”。
1989年8月31日下午，国际俱乐部二楼。
“邓小平先生的身体很好。最近有些报纸报道的情况与此相反，完全是无中生有。”也许考虑到“老记”们会纠缠不休，李肇星“快刀斩乱麻”，把话说在了前头。
“邓小平是在家里还是在医院拥有这良好的健康状况？”一位德国记者发难道。这个问题的角度很“刁”，他的潜台词就是说邓小平的健康是否靠医疗维持？“一个具有普通常识的人都会知道，一个身体健康的人应该住在哪里。”李肇星首先用反诘击破了对方的防线，然后又是一个轻松、幽默的调侃：“我不知道您在身体好的时候是否住在医院里？”台下顿时响起一片笑声。一位外国驻华大使后来赞不绝口地对李肇星说：“你的回答太妙了！”
李肇星曾对记者真诚地说：“发言人虽然上电视，但不是即兴表演、追求自我表现的演员。发言人也不是那些抱有侥幸心理的学生答卷，不会可以‘蒙’。‘蒙’对了，白捞两分；‘蒙’错了，最多扣几分。发言人代表国家，应该字斟句酌，如履薄冰……必须掌握两条：说我知道的，说我可以说和应该说的。”
李肇星曾充满深情地说：“作为一名发言人，时刻感受到中国人对历史、对和平的责任。我深切体验到作为中国人的自豪。”
熟悉政策，反应敏捷，外语娴熟，这些都是发言人应具备的基本素质。除此之外，李肇星还有独特的感受：集体比个人更重要，个人的作用总是微不足道的。从某种意义上说，发言人不是“人”，只是一种工作机制。
春去秋来，五年寒暑倏忽而过。李肇星早已适应了发言人这种颇具挑战性的工作，他对外交部例行的每周一次的记者招待会充满了自信。李肇星对人言：记者怎么提都可以。提问题是记者的工作，怎么回答则是发言人的事。就个人而言，自己喜欢记者招待会上能有人提出既尖锐而又有深度的问题。因为这样的问题的本身就是对发言人的一种激励。李肇星还说：“如果只在无关紧要的小问题上纠缠，记者招待会就没有多大意义。一次好的记者招待会，既需要有好的发言人，也需要有高水平的记者。”
李肇星对那些精明、敬业的记者留下了很深的印象。
1988年12月1日，已经就任新闻司司长的李肇星陪同钱其琛外长访问苏联。早上7时20分，李肇星来到首都机场一号休息室为钱其琛外长登机前将要举行的记者招待会做准备。一位美国记者马上过来请教：“是否可以说：钱其琛外长这次访问苏联是中国外长首次正式访苏？”起初，李肇星愣怔了一下，但仔细一想，感到这位记者出言不“俗”。中国外长最后一次访苏是在1956年，周恩来当时是以总理兼外长的身份访问苏联。苏联外长最后一次访华是1959年9月，当时葛罗米柯是以外长的身份陪同部长会议主席赫鲁晓夫前来参加中国国庆10周年活动。平心而论，中苏蜜月时期，虽然交往频繁，但中方以外长名义单独访苏却不曾有过。
飞机起飞不久，又一个让李肇星“意想不到”：钱其琛刚刚系上安全带，前面的一位“旅客”便回过头来攀谈。还未等钱其琛完全反应过来，那位“旅客”突然“袭击”，提出要求采访。李肇星这才认出了来人是常驻北京的日本记者，他已经等候多时了！这是一次精心炮制、别出心裁的成功策划！原来，这位用心良苦的记者根据半个月前外交部发言人李金华宣布的钱外长访苏日期，算准了钱其琛将乘坐的航班，并预先订购了同一航班的头等舱机票……李肇星获悉此事原委后，感慨颇多。望着整个头等舱里这位唯一的新闻记者，李肇星忽然想到了一句古老的格言：你想开辟新的道路吗？那就到没有人去过的地方吧！
“当发言人的最大好处，就是永远使自己处于一种知识更新的过程中，永远不能说我会了。这样就可以保留一些小学生虚心学习的精神。”李肇星曾这样颇有体会地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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