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监为我打开北大校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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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期：2004年9月1日 访问：256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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往事:1955年太监门卫为我打开北大西校门
赵鑫珊
北大校园
火车晚点。晚上11点才到达前门站。那天是1955年8月24日。这是我生平第一次到北京。没有料到，这一来，就要做长达28年的北京市居民！所以北京是我的精神故乡。
前门站外的迎新接待站已空荡无一人，只看见一些桌子，还有一些标记：北京地质学院，清华大学，航空学院，中央戏剧学院，北京大学……
旁边停了几辆三轮。只好叫一部，价钱谈妥4元。(当年1个月的伙食是12元)。经过天安门，再出西直门，车夫边走边同我聊，介绍沿途地点。海淀区的路灯很暗。终于到了古色古香的北大西校门。时间已是25号凌晨1点多。前去敲开沉重的红门：
“什么系的？新生录取通知书呢？”一个不男不女年近60岁的人(长相、模样像个老尼姑)用尖声尖气、顶土顶土的北京话这样盘问我。后来我才知道，这位门卫是太监，也许是中国历史上最后三个太监之一，我想。
他为我打开北大西校门(有好几座校门，西校门是正门)这件事给了我难忘印象。值得一提。
太监是北京的文物，恰如圆明园的遗存。你能想象没有太监的老北京吗？太监是道人文风景。它给人一种中国封建社会历史的厚重感，恰如从欧洲中世纪哥特式建筑风格修道院走出来一位年过90的修士给人的感觉。
刚进学校，一切都是新鲜的。对于我，这是一个崭新的世界。
首先是走进大饭厅。每个新生报到后便可领取到一个捷克生产的洋瓷碗，很大，饭菜都可以装进去。捷克斯洛伐克轻工业发达，二战中不像波兰遭到严重破坏。洋瓷碗估计是中捷贸易的产物。记得碗底印有Madein Czechoslovak的字样。
第一个学期好像是吃饭不用付钱，有点像部队的生活。一桌8个人，分菜。一个人一碗。有荤有素。常有鱼。有时旁边桌上根本就没有同学来用饭，我就可多吃一份。因为我还在长身体，饭量大，加上伙食远比家里好，所以胃口好，食欲好。
后来便实行饭票制，我申请到了助学金，14.5元，12元伙食，2.5元零用(包括理发，买邮票和练习本)。所以6年来，我一直吃助学金。我是政府养大的。归根到底我是农民养大的。我不会忘记这一点。
同班同学的经济来源有很大“贫富”差别。
比如黄文华同学(女，福建人)，每个月是50元。父亲和大哥都是工程师。每人每月给她寄25元。每个星期她都要去莫斯科餐厅。此外她还拥有一辆自行车，是跑车，夏天穿着短裤，露出又黑又瘦又长的双腿，成了全校一道风景线。
记得在大饭厅窗口排队，她总是站在甲菜窗口，而我永远站在乙菜或丙菜窗口。这种对比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她和我之间，有条不可逾越的界线。我怎能忘记？
班级里的调干生有五六个。每个月是27元，收入比我多一倍，也属于“富人阶层”。我是班级里最穷的学生之一。毕竟我挺过来了，而且是6年。我从没有向母亲要过一分钱。我心里很清楚，如果我伸手要，弟弟妹妹便会在饥饿线上挣扎。
记得1958年有人从老家去东北经北京来看我，告诉我，因为家里穷，买不起西瓜，弟妹在街上捡瓜皮啃。知道这种情况，我心里特别难过。我决定去卖掉一条毛料裤，寄10元给家，剩下的钱我买了书。
2001年妹妹同我谈起此事，说那天母亲带她们三人不仅买了西瓜，还买了冰水。
学生时代，我养成的节约习惯，一直保持到今天。
刚进北大，大批学生宿舍还没有盖好，所以我们几乎每个星期都要搬家。住教室是常事。数理化系新生多半住小餐厅。这时发生了一次大事故：有位同学从双层铺摔在地上死了。校方马上在上铺钉了长木条护栏。6年来，我睡的正是双层上铺。
开学前夕，西语系(西方语言文学系)系主任冯至先生来看望新生。三个专业(英、德、法)，约60——70名新同学。这是我生平第一次面对一位著名教授。当时的内心有一种崇敬心理。两年后这种心理便消失了！
这说明我开始成长，脱胎换骨。老是仰起头去看一位教授，这个学生将来能有多大出息？——在我6年的学生时代，这是个关键问题，即如何评价文化名人和伟人。不久，我手里便握有一把尺子。这尺子从一个侧面标志了我的成熟。
至少，我能分清什么是优秀、杰出；什么是伟大。这里有好几个层次。不可混为一谈。分清这些层次，是我6年的成绩。
对高年级的学长，我也有一丝崇敬心理，就像新兵对老兵表示服从，毕恭毕敬。
中文系毕业班有两位学长正在等待分配工作。他们身穿长衫，给我红楼老北大的感觉，令我肃然起敬。我把他们的长衫同西直门的骆驼都看成是三十年代北平的一种遗风。48年过去了，今天我还记得长衫和骆驼，可见它们给我的印象之深。
入校不久，我便听说先前的老北大在城里沙滩红楼。所谓“老”，指的是1898——1932年。抗战爆发，北大南迁，和清华、南开合并成西南联大。抗战胜利，北大重返红楼。1952年全国院系调整，北大迁至西郊海淀燕京大学旧址，也就是我要在这里脱胎换骨、日后令我魂牵梦萦的地方。
初进燕园，我压根就不知道蔡元培、蒋梦麟、胡适，还有燕京大学校长美国人司徒雷登。由此可见我当时的平庸和白纸一张。
不过现任校长马寅初还是知道的，但也只限于知道这个姓名，其他的一切，则一问摇头三不知。
我要在这里学会用我的眼睛去观察一切，审视一切。
一切从零开始，就像我学的专业德国语言文学从A，B，C……字母开始。
后来我读到荀子的《劝学篇》，心里一亮：
“故不登高山，不知天之高也；不临深奚谷，不知地之厚也；不闻先王之遗言，不知学问之大也……不积跬步，无以至千里；不积小流，无以成江海。”
今天我才完全明白，这些至理名言是永恒的真理，如果一个人要成长的话。
北大6年，我只做了一件事：
积跬步(也就是半步)，积小流；登高山，临深谷，聆听伟人的遗言。
田德望先生
田先生是我们系的教授，早年在意大利攻读但丁的《神曲》，后留学德国。
他为我们开过一个学期的文学翻译课。今天我才明白它的价值。开的课时太少了，应该开两个学期。
听田先生对德国文学作品的分析(他说得有板有眼，头头是道)，是种享受。
在课堂上，他为我们分析了《乡村里的罗密欧和朱丽叶》。这是瑞士作家凯勒(G.Keller，1819——1890)的中篇小说，也是德语文学最优美的作品之一。
在田先生分析之前，我自己读过一遍。上了田先生的课，再去读，咀嚼出了先前被我疏忽的许多精华部分。因为我太粗，漏掉好些东西。
我发觉，我离精通、掌握德语还早着呢。学汉语是一辈子的事，学德语同样要倾注毕生的心血。
我想起秋天上海人吃大闸蟹。有人是专家，按解剖蟹的逻辑顺序，把蟹的身体部位一一肢解，然后依次咀嚼、品尝。他们有的是从容不迫的心态，把蟹之所以为蟹的美味全部、彻底、干净地品味出来，吃出了韵律。——这是对蟹的分析。也是本事。
与此相仿佛，田先生把凯勒的小说放在书桌上就像上海人把秋天阳澄湖的蟹放在餐桌上。我不得不佩服田先生对德语的独到语感、体认和理解。听他的课，我没有开小差，自然就没有罚站。他的课不仅吸引我，简直叫我陶醉，拍案叫绝。
一堂课，能让学生陶醉，是老师的光荣。叫人开小差、望野眼的课，当老师的首先要反省自己：“我讲的东西，为什么吸引不了学生？”
我忘不了凯勒的小说《乡村里的罗密欧和朱丽叶》。小说能写到这个份上，是人类创造力的骄傲。
1988年秋，我乘火车经西伯利亚去东德的柏林。车上遇上一对50岁上下的瑞士夫妇。瑞士人一般讲德语和法语。当我同这对夫妇谈起凯勒和《乡村里的罗密欧和朱丽叶》的时候，那位细高个的夫人惊讶地说：“你读过这篇小说？！”她的语调和眼神流露出一点刮目相看和敬佩的意思。因为读这种文学作品，是一个人有教养的表现。
望着窗外西伯利亚的一场初雪，我自然想起田德望先生的句子分析，是那样细腻，精辟，言之有理。难怪中国古人有这样的推崇：“文者，天地之精英，而阴阳刚柔之发也。”
德语文学作品和哲学论著常常能达到这样的境界。
一块纯金子和点金术
在北大求学6年，我只做了一件事：选择了上帝的右手，要点金术。
隐隐约约在冥冥中，我看到上帝同时举起两只手，说：“赵鑫珊，你听着，我的左手握有一块现成的纯金子，右手握有点金术，你选择我的哪只手？”
幸好，我选择了点金术。今天我才懂得，这是我在校6年的最大收获。
自己会“点石成金”比拥有一大块现成的纯金子要珍贵千倍，万倍。事实上我毕业后走进中国农业科学院，在那里泡了十七年，就在学着用上帝的右手(点金术)把广大的农业科学——应用生物学放进我的“哲学世界观”大磨盘中去碾碎。
这要有两个先决条件：
灵魂的觉醒(The Awa kening of the Soul)；追求真理的激情(Apassion for Truth)。
在北大，我的最大收获原来是拥有了这两个条件。后来我渐渐明白，我的“人生使命感”是决心在贝多芬《命运》主题的感召下成为“永恒的回声”(AnEcho of Eternity)。——我今天还走在这条路上。
当我时时听到这回声的时候，我是幸福的。
是幸福，不是快活。幸福的层次比快活要高，且高得多。
【作者简介】
赵鑫珊1938年4月2日出生在江西南昌，1961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德国文学语言系。教授、哲学家、作家。
1961年至1978年，在中国农业科学院从事土地、粮食、人口研究。
1978年至1983年，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所从事现代西方哲学研究。
1983年至今，在上海社会科学院欧亚所从事东西方文化比较研究。
出过四十六本书，包括《科学艺术哲学断想》《哲学与当代世界》《哲学与人类文化》《人类文明的功过》《人类文明之旅》《贝多芬之魂》《莫扎特之魂》《普朗克之魂》《建筑是首哲理诗》《建筑，不可抗拒的艺术》《建筑面前人人平等》《希特勒与艺术》《人脑、人欲、都市》《莱茵河的涛声》《三重的爱》《病态的世界》《不安》《是逃跑还是战斗？》《天才与疯子》《赵鑫珊散文精选》《赵鑫珊文集》(三卷)等。
来源： 新民晚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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