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大旧事三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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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期：2004年9月1日 访问：270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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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大旧事三记 再说樊弘
王梦奎
我在《北大旧事续记》（载2003年12月12日《文汇读书周报》）中，曾经说到北京大学经济系樊弘教授。一位研究党史的年轻朋友看了，感觉兴趣，寄来一本《揭发和批判樊弘同志的反马列主义思想》的小册子，希望我能再写些续记之类的文字。这篇再说樊弘，就是由此引发的。现在的青年人不大知道樊弘，但在1949年前后，他是学界和政界很有影响的人物。
这本两万八千多字的批判性小册子，1953年4月内部印行，距今有半个多世纪了，纸张已经发黄变脆。从这里，可以反映出建国初期思想理论界的点滴，今天也还能引起阅读的兴趣。
小册子的“前言”说明了批判的缘起：樊弘1952年9月到马列学院第二部第五班学习，“正跟上该班学习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他迭次在小组中发表许多唯心主义的谬论。”①为了帮助樊弘改造思想，专门开了两天座谈会，对他的唯心主义进行批判。小册子就是这场批判的总结。
樊弘之所以招致批判，根据“前言”所提供的事实，是因为，“哲学上的最高的、最根本的问题，即思维与存在的关系问题。凡认为思维在先、存在在后的，即组成唯心主义的营垒。”②而樊弘在小组学习讨论中却说：“人能创造具体的物，改造自然。
……人类历史过程，可从上面看下来，物质决定思维；可是从现在往前面看，就可以看到物质世界中有些东西是人们意识创造的结果。”“至于中间阶段，就是切断一个片面来看，有我们精神的一部分。人能创造具体的物，也就是思维在先……。”③樊弘是经济学教授而不是哲学家，这里的表述即使在哲学家看来并不严谨，但基本意思并无大错。
辩证唯物主义认为存在在先，思维在后，但并不止于此；而是主张能动的反映论，主张能动地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樊弘在这里所表达的朴素的认识，和毛泽东关于“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这种形式，循环往复以至无穷”的论断，以及后来通俗化的讲法“物质可以变成精神，精神可以变成物质”，和六十年代王若水写的《桌子的哲学》，思想是相通的。把樊弘的这些说法作为唯心主义批判是不对的。
退一步说，即使樊弘的观点不对，如此小题大做现在看来也是过分的。这或许同当时的社会氛围和普遍存在的对理论问题的简单化理解有关。革命胜利，所向披靡，一些人误认为自己掌握了全部真理，一切都很简单。从批判小册子透露的情况看，樊弘当时曾指出“政治经济学教学上的左倾幼稚病”，反对“徒讲批判，不讲接受”，“徒讲普及，不讲提高”④。切中时弊，也太尖锐，当时很难被理解和接受。这是否也是引起对樊弘批判的深层次原因，或者还有其他原因，无从查考。
小册子的正文，标明是批判樊弘的主观唯心主义，实际上批判的是他的经济思想，很少直接涉及哲学观点，因为樊弘并没有专门的哲学论著。批判文章虽然是个人署名，看来是有组织的集体的力量，因为从浩如烟海的报章杂志和其他出版物中全面检索樊弘自1925年以来几十年所发表的近百篇文章，绝非个人力量在短时间内所能及。如今凭一己之力更不容易找到那些被批判的全部文章了。
像樊弘这样的受过西方教育并且长期在旧中国大学里讲授经济学的人，曾经对马克思经济理论有过某些误解、抵触和批评并不奇怪，在这方面对他们进行批评帮助是必要的。但这种批评帮助应该是实事求是和以理服人的，而不应该是武断的和简单化的。
小册子里所批评的樊弘的某些观点，例如对凯恩斯有效需求理论的肯定，以及认为资本主义社会有“改良”的可能，认为正统派经济学中有科学的合理的部分和成分可以用来“肥壮马克思学说的体系”或“溶解到马列主义政治经济学体系中来，为无产阶级服务”，等等，现在看来并不是毫无道理的。
特别是，批评者没有注意到，樊弘并不是对马克思主义采取敌视立场，而是把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经济学流派看待，接受马克思主义的一些重要观点。这在旧中国追求进步的知识分子中，在其他国家的学术界，都不少见，这和反马克思主义是不同的。
批评者也没有注意到，在解放战争时期，樊弘旗帜鲜明地在政治上批评国民党蒋介石，拥护共产党的主张；在理论上则批评三民主义而趋于马克思主义，尽管他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仍不免带有若干杂质。樊弘在1948年所写的《孙中山和马克思》《空想的社会主义和科学的社会主义》以及其他文章，明显地表示出在政治上和理论上接受中国共产党的纲领和趋向马克思主义的进步。
同年为批评所谓“第三条道路”而写的《两条路》和《只有两条路》，产生了很大的政治影响。这些文章，结集为《两条路》一书，1948年12月作为“观察丛书”之一种出版，我手头的一本是另一位青年朋友日前在琉璃厂旧书店购得的，建国初期当不难找到。可惜的是，批判樊弘的小册子并没有提及这些文章和这本书，断定樊弘的思想“乃是一贯的系统的反马列主义的主观唯心主义思想”。
这不可能是由于疏忽，而是反映了这类批判中长期存在的不好风气，也就是毛泽东在《反对党八股》中批评的那种“所谓坏就是绝对的坏，一切皆坏；所谓好就是绝对的好，一切皆好。”毛批评的是“五四运动”的领导人物因为没有历史唯物主义的批判精神而使用的方法，实际上在尔后长期的思想批判运动中也往往发生此类偏差，连毛本人也不免。
在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统治下的中国，许多像樊弘这样的知识分子，通过自己的亲身感受和艰苦摸索，在思想上接受了马克思主义，有的还参加了革命队伍甚至参加了共产党。
樊弘在为《两条路》一书所写的代序《苦闷与得救》中，开宗明义地写道：“近些年来，在精神生活的旅途中，曾碰着了许多次的向为自己所信奉的理想，在实际上不能实践的困难。在困难发生，几经奋斗，而不得解决之际，心理上曾出现了无限的冲突与矛盾。”⑤
他叙述了自己由信奉墨翟利他主义而终于觉悟其不足以治世，信佛但觉空无所依，转而信孔亦无所得，多年之后认识到支配人生的力量在个人取得收益的方式，最终走向接受马克思主义，说自己的经验“给马克思添上一个简单明了的脚注。”⑥这里所叙述的思想转变历程，是真实和合乎逻辑的。
从批判小册子所反映的情况看，樊弘“迭次”在小组会发言，说明他参加学习是积极的。对待批评的态度也是坦诚的，他只是表示：“说我是唯心的，并认定我有一套系统的唯心论，在哲学的最高问题上与马克思主义直接对立起来。我觉得我的错误尚不到这样严重的程度。”⑦受到严厉批判之后，他最后表示：“我因发现我没有马列主义而高兴，因为这样，我便有跨进马列主义门槛之望。”⑧不可谓不磊落潇洒。我在北大学习期间从接触中感受到的，就是这样率直，甚至有些天真的樊弘。
樊弘虽然在解放初期就加入了共产党，1951年10月21日还在《光明日报》发表文章，公开作出这样的剖白：“我们反人民，但人民胜利了。我们还不没落么？除开少数的马列主义的文化战士而外，我们的确是没落了，现在无人不感到‘五四’以来的老教授的地位在没落。社会科学上几乎没有什么老教授的笔墨，在政治舞台上亦几乎没有什么老教授的精彩的表演，在社会讲台上亦几乎没有什么老教授的声音。
老教授们不但在学校以外逐渐丧失了威信，在教室里或在学生群中，也逐渐丧失了威信，因为过去我们所谈的那一套，都不是代表人民的呼声，而是代表少数剥削者的呼声。”⑨这种近乎苛刻的剖白，恐怕是反映了从旧社会过来的许多高级知识分子欢迎新中国，想为新中国服务而又有些彷徨不定的真实处境和心态。
樊弘如此主动地给自己“上纲上线”，是不是因为是共产党员而有更大的觉醒，对自己有更严格的要求，我们无从知道。樊弘公开表示，“知识分子有工农化和接受无产阶级领导的必要”，表示要用自己的知识“服务于工人阶级领导的革命斗争。”⑩这种积极表示没有得到应有的回应，反而说他是“从一个公开的反马列主义者自觉或不自觉地转变成为一个隐蔽的反马列主义者”。
???毫无疑问，从旧社会过来的知识分子，即使像樊弘这样已经加入共产党组织的人，也有适应新社会和思想改造的问题。但这种改造必须从他们的思想实际和工作实践出发，着眼于调动他们的积极性和发展科学文化事业。可惜实际上往往没有做到这一点，而是采取简单化的全盘否定的方法。其结果，非但没有真正从思想上解决问题，反而抑制了知识分子的独立思考和创造精神，这样也就不可能有生动活泼的百家争鸣局面。这对尔后长期社会科学的发展甚至对国家政治生活造成很大负面影响。
当时主持马列学院工作的杨献珍副院长，曾经写信给中组部部长安子文，问道：像樊弘这样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怎么能加入共产党？得到的答复是：樊弘解放前是著名的民主教授和反蒋积极分子，他的入党是经过中央同意和少奇同志批准的。虽然如此，这次批判还是对樊弘有严重影响，回到北大即被撤销经济系主任职务而改任政治经济学教研室主任，并且几年未能由候补党员转为正式党员。
樊弘过分率直，不善处人处事，并且按他自己的说法，“我的脾气太坏了，意气逼人之事层出无已，迄今亦未完全改得过来。”???作为学者和斗士无妨，却不是一个好的行政管理者，但因为思想批判而被撤职则是罪不当罚。
樊弘是知识分子的一个典型。他一直以左派自许，据说解放前夕曾动员他加入九三学社，他说自己是无产阶级，不能参加资产阶级的组织。解放后虽然因为唯心主义而受到批判，仍然努力追随时代潮流，批判马寅初和批判陆平都写过大字报，但终不免因为“右”而遭遇坎坷。1959年被指责为右倾而受到批判，撤销政治经济学教研室主任的职务，他因此而有弓藏狗烹之叹。
后来又被调离政治经济学的教学岗位而改为讲授西方经济学批判，应该说，这符合他的学术专长，但他似乎更愿意讲授政治经济学，因而颇为不快。“文革”中不仅被批判为“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而且被指为“反共分子”，??根据竟是从带有鲜明政治色彩的《两条路》一书中断章取义地摘录的片言只语。他受到严重冲击，并被开除党籍。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获得彻底平反，已是垂暮之年了。
距1953年批判樊弘不到十年，随着“阶级斗争”的浪潮日益高涨，老资格的革命家和哲学教育家杨献珍，受到比樊弘严重得多的批判，后来竟至身陷囹圄多年，也是到垂暮之年，在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才获彻底平反。现在清楚了，对杨的批判，深层次的原因，是他对“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中严重问题的批评，但巧合的是，公开发动批判时的罪名却是反对思维与存在的同一性。
在开初的批判中，樊弘几年前所讲的那些简单朴素并不深奥的话，又被人们作为正面道理说起，虽然绝大多数人并不知道樊弘为何许人。杨献珍是和樊弘完全不同类型的高级知识分子，其命运同样具有悲剧性。
这里记下和樊弘教授有关的一些北大旧事，并不是纠缠历史旧账。主要当事人已经作古，知情者即使健在也该进入暮年了。是非恩怨俱往矣。何况，二十多年来对于那段历史已经进行了不少总结。这里记述的，不过是时代大潮中溅起的浪花。所以记述下来，是希望能为那段历史留存一个典型事例，使它的教训成为历史的经验，也算是对樊弘教授的纪念。
（2004年5月13日草，6月7日改讫）
①、②、③、④、⑦、⑧《揭发和批判樊弘同志的反马列主义思想》，第1页、第2页、第2－3页、第33页、第2页、第4页、第45页。
⑤、⑥《两条路》，上海观察社1948年版，第1页、第10页、第11页。
⑨、⑩《使知识服务于革命斗争》，转引自《揭发和批判樊弘同志的反马列主义思想》第45－46页、第4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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