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大人物：我所认识的张岱年先生 汤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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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期：2004年8月17日 访问：236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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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强不息”，“厚德载物”，这是张岱年先生最喜欢的两句话。我想，这也是张先生为学为人的宗旨。我是在1956年才认识张先生的，到现在有四十八年了。在这四十八年中，我们一起经过了各种风风雨雨，是一言难尽的。但张先生的学问和人品，无疑是我终身必须学习的榜样。
1956年秋，我回到北京大学，有幸听张先生讲课，这就是说张先生是我的老师。张先生讲课非常认真，不仅简明精要，有条有理，而且他对所用材料的解释深刻而有启发性，当时与他同一教研室的同志都是这样认为的。但在那个年月，我们不可能认识张先生学问的博大精深，也不可能认识张先生为人的宽厚平正，因为我们都处在被改造的大环境中。只是在这四十多年的时间过程中，我才一点一点认识了张先生，才体会到在他身上所具有的“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的精神。
我读张岱年先生的第一本书是《中国哲学大纲》，它深深地吸引了我。这本书和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冯友兰的《中国哲学史》不同，它是以问题为纲要把中国哲学的方方面面都清清楚楚地展现在读者的面前，这样使读者能对中国哲学的内容及其特点有一个全面的把握。这部书是张先生上世纪三十年代写成的，到五十年代才正式出版。但我们读它没有一点过时的感觉，甚至到今天，也还是我们研究中国哲学的重要参考书。每当学生问我：学习中国哲学看什么书时，我常常会首先介绍张先生的这部书。张先生常解释“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说：宇宙是一刚健的大流行，因此一个学者应该一生自强不息。张先生的一生就是如此的。我们不能否认，在近几十年中“中国哲学”的研究走了许多弯路，这是很遗憾的事。张先生在这种环境中仍能孜孜不倦地进行研究，而且每有创新，是非常难得的。五十年代，张先生还出版了一本《中国唯物主义简史》，虽是薄薄一本，可见张先生的功夫。在此基础上，他提出宋明理学学者一般认为有“理学”，有“心学”，但实际上还有一派“气学”，就是自张载到王夫之的唯物主义哲学家。这确实是一重要的开创性见解。中国的这一“气学”上可溯源于两汉，它是不同于西方唯物主义形态的中国唯物主义。现在中国哲学界大都接受了张先生这个观点。其后又出版了《中国伦理思想研究》、《中国哲学史方法论发凡》、《中国哲学史史料学》、《中国古典哲学概念范畴要论》和百余篇论文，在这些书和论文中，我们可以发现张岱年先生常常引用张载的“为天地立心”，并解释说：“天地本来无心，人对天地的认识就是天地的自我认识，天地在人身上达到了
自我认识。”（见《张岱年全集》第三卷，第503页）这样的解释表现了他的唯物主义立场是一贯的。张先生不仅是中国哲学史家，而且也是一位中国杰出的哲学家，早年他写的许多论文大都是哲学论文，如《哲学的前途》、《论外界的实在》、《人与世界》和由八十九段札记形成的《认识·实在·理想》这些都是讨论哲学问题的。而张先生的《天人五论》大概可以说是他对哲学问题思考的结晶，讨论了哲学问题的方方面面。从这些著作和论文中，我们确能体会到张岱年先生不断思考哲学问题的“自强不息”的精神。冯友兰先生曾用孔子的一句话：“刚毅木讷近仁”来说张岱年先生的为人。我认为这话非常恰当，张先生确实是一位有自己的坚定信念而忠厚的“仁者”。他一生不追求名利，生活朴素，衣着简单，而把道德学问作为人生第一要务。与张先生接触过的人，无不感受到他平易近人，没有任何架子，和他讨论问题，他话不多，循循善诱，引导你自己去思考。我曾和张先生同住北大中关园的四十七楼，他若有什么事要找我，总是亲自来我家，我一再说：“张先生你有事打个电话，我就去你家。”但他总不肯这样的。你每去他家，他总要送你到楼梯口。我们都说：“张先生，你不要送了，我们都是你的学生辈。”张先生总是不肯，他说：“你们来我家就是我的客人，这样做是应该的。”在张先生去世的前三天，我去看他，他老问我：“我不知道，现在我是在阴间，还是阳间。”我们劝他不要这样想，医生说正在好转。我们离开他时，他反而说：“你们走好”，反而关心起我们来。张先生是位“仁者”，如大地一样承载着万物，真是“厚德载物”了。张先生离开了我们，我们会永远记住张先生的为人为学，他是我们的榜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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