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大人物：季羡林的故乡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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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期：2004年8月17日 访问：260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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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故乡，季老虽然仅仅生活了短短的六年，但他始终眷恋着故土。他在国内外的大城市里住了几十年，曾游历过祖国大江南北的名山胜地，也曾飞抵世界上三十多个国家，饱览过那里的旖旎风光，但心里割舍不下的仍是自己故乡的普通小村。而且，星转斗移，日月更替，季老对故乡的感情越来越深，越来越浓。
季老无时无刻不在思念故乡。从离开故乡到去济南上小学、中学，再到去北京上大学，去德国留学，再到返回祖国执教北京大学，在这漫长的岁月中，季老总是牵挂着家乡的父老乡亲，对故乡的思念从未停止过。刚到德国哥廷根不久的一天，他在日记里写道：“我现在还真是想家，想故国，想故国里的朋友。我有时想得不能忍耐。”他在１９８９年１１月写的《月是故乡明》一篇散文中，用在世界上不同国家、不同环境下看到的月亮，同故乡的月亮做了比较，他说：“看到它们，我立刻就想到我故乡中那个苇坑上面和水中的那个小月亮。对比之下，无论如何我也感到，这些广阔世界的大月亮，万万比不上我那心爱的小月亮。不管我离开我的故乡多少万里，我的心立刻就飞来了。我的小月亮，我永远忘不掉你?”季老忘不掉的，岂止是故乡的“小月亮”，他也忘不掉小时候在故乡喝过的绿豆小米稀饭，忘不掉家乡的红枣，忘不掉经常偷偷给他半个白面馒头的大奶奶，忘不掉曾在一块儿玩耍的小伙伴杨狗和哑叭小，忘不掉带着他到地里拾麦子的宁大婶、宁大姑，忘不掉教他认了几个字的启蒙老师马景恭……当然他更忘不掉埋在故乡黄土里的母亲。他在《人间第一爱》这篇短文中写道：“我一生走遍了大半个地球，不管到了什么地方，也不管是花前月下，只要想到我那可怜的母亲，眼泪便立即潸潸涌出。一直到了今天，我已是望九之年，还常有夜里梦见母亲哭着醒来的情况。”其实，故乡里的一草一木，小时候认识的每一个人和知道的每一件事，他都忘不掉，这些经常出现在他的梦中和他写的优美散文中。
季老真诚地关心自己的故乡。他对故乡的穷困忧心如焚，他也对故乡的每一点进步和每一件美好的事物由衷地赞美。他知道，建国以前故乡是山东省最穷的一个县中的最穷的小村，这种状况即使到了７０年代也没有根本改变。他曾经说过：“一想到自己的家乡的穷困，一想到中国农民之多之穷，我就忧从中来，想不出什么办法，让他们很快地富裕起来。我为此不知经历了多少不眠之夜。”（见《还乡十记》）他经常向见到的临清人打听故乡的收成情况。季老在１９７５年１月１９日写给我的信中说：“我们家乡收成又不好，颇为忧心。”在散文《听雨》中写道：“农民最高希望是多打粮食。天一旱，就威胁着庄稼的生长。即使我长期住在城里，下雨一少，我就望云霓，自谓焦急之情，决不下于农民。北方春天，十年九旱。今年似乎又旱得邪行。我天天听天气预报，时时观察天上的云气。忧心如焚，徒唤奈何。”他看见天旱就为故乡人民着急，他听见下雨就心旷神怡，他说：“我是乞借春雨护禾苗。”（见《喜雨》）季老就是这样，时时刻刻关心着家乡的收成，日日夜夜企盼着故乡人民尽快富裕起来。
１９８２年９月，季老回到了故乡。当他看到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以后的故乡人民“陡然富了起来”，“浓烈的幸福之感油然传遍了全身”，他情不自禁地写道，“我觉得自己的家乡从来没有这样可爱过”，“我真觉得，我的家乡是非常可爱的。”他还对故乡的一棵五样松大加赞美，认为一棵松树上同时长出五种不同的叶子，过去不但没有见过，而且也没有听说过。他对故乡的烹调技术也由衷地赞叹：“我生平第一次品尝了同时端上来的六个汤，汤汤滋味不同。同行者无不啧啧称奇，认为这是在任何地方都没有见到过的。”他总结说，这次回故乡，“真是闻所未闻，见所未见；所见所闻，触目快意。”（以上引文见《还乡十记》）季老真正是因故乡之忧而忧，为故乡之喜而喜。而从这一忧一喜中，我们不是可以深切地感受到季老心中那一份浓浓的乡情吗?
季老不仅热爱自己的故乡，而且尽其所能为故乡出力，做了许多有意义的事情。
季老与临清宝塔
１９９７年８月，经过省和国家专家组的联合评审验收，临清人民盼望已久的舍利宝塔的修复工作终于完成了。
建于明代中期的临清舍利宝塔，位于临清市区西北部的卫运河畔，塔高六十一米，九级八面，为砖木结构楼阁式建筑，通体近乎垂直，盔形顶，整个建筑淳厚大方，巍峨壮观，是京杭大运河上四大名塔之一，为山东省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由于年久失修，出现了塔体倾斜、局部开裂等险情，塔外各层檐口也残损严重，塔内楼层全部坍毁，已无法往上登攀。
１９９１年９月２３日，季老同全国各地的专家学者一行二十余人，在聊城参加“傅斯年学术研讨会”之后，又来到临清参观名胜古迹。市委、市政府委托我出面接待。当时我正任分管文教工作的副市长，对临清古塔的维修，也曾多方面争取过，但一直没有成功。在陪同专家学者参观临清舍利宝塔时，我突然想到：如果季老出面说话，国家文物局能否破例拨款修塔呢?我知道这件事做起来很难，因为临清宝塔是省保单位，不在国家文物局的直接管辖范围。最后，我抱着试一试的态度，把自己的想法向季老提了出来。季老当时想了一想，对我说：“要办这件事，你们先要准备好材料，比如目前塔的毁坏情况，要修复需要的资金等。材料准备好了，先给我送去。”当时我十分高兴，我知道季老是答应帮助说话了。
送走季老和各地专家学者之后，我立即向市委、市政府主要领导同志做了汇报。他们认为这是一个难得的机遇，要我责成市文化局抓紧准备有关材料。１９９１年１０月下旬，我和市文化局的同志到北京大学给季老送材料。见了面，季老告诉我，他回北京以后，立即给胡乔木同志写了一封信，并微笑着复述了信的内容：“我这次回故乡临清，当地的党政领导向我提出临清舍利宝塔的修复事宜。我是一介书生，两袖清风，心有余而力不足，没有办法，只好求您帮忙说话了。”听了季老的一番话，我深受感动。我知道，季老一生从来“不愿意麻烦人”，更“不善于求人”，但为了保护家乡的文物古迹，为了满足家乡人民的要求，这一次竟破了例。
１９９２年１月１５日，季老写信给我，并附有国家文物局给胡乔木同志答复的复印件。季老在信中说：“国家文物局已有答复给我和胡乔木同志，现复印转上。因为你们给国家文物局的报告已转去，他们可能也已给你们同样的答复，看来问题已经不大了。关键在省文物局，不知你们认识不认识那里的人，如有熟人，则可以拿着文物局给乔木的信去催问一下。一旦经费有了着落，我可以在北京请专家来临清，察看佛塔。我的女婿是中央建工部的建筑基础专家，佛塔倾斜，正是他的本行，我可以让他去看一看，定出施工方案。我很高兴，你们为桑梓之邦保护文物的热心总算有了一点结果，正如你告诉我的，你们能办成此事，也可以说是在你们任内可以无愧于心了。”
距上一封信仅仅九天，季老又给我写来一封信。信中说：“前上一函，并附国家文物局致胡乔木同志的信，想已收到，不知结果如何?”可见季老时刻在牵挂着家乡修塔之事。不久，国家文物局派著名专家来临清实地考察宝塔，并随后由国家文物局邀请，天津大学古建筑研究所的技术人员来临清具体测绘，搞维修方案。我把这一情况写信告诉了季老。１９９２年１０月１４日季老给我来信，又谈到修塔之事：“修复舍利宝塔，总算迈出了第一步，可喜可贺。但是在中国办成一件事并不容易，这你我都有经验。不幸胡乔木同志患癌症逝世，这对我们不利。待将来提出预算后，如遇到困难，我还可以想别的办法，找别的有力的人出来说话。”从这一段话中，可以看到季老对家乡人民的深情厚谊。
季老为临清舍利宝塔的修复立了关键性的一功，立了大功。
教育奖励基金
１９９４年，季老获得了北京大学特别贡献奖。在奖金没有领到手，数目也不知是多少的情况下，季老便写信告诉季孟祥说，他准备捐给官庄村一万元人民币，用来发展教育事业。这一年的中秋节过后，孟祥便从北京把钱捎了回来。孟祥找到我，说：“老爷爷让我和村里商议一下如何使用这些钱。我觉得，还是咱俩个先商量一个初步方案比较好。”听了孟祥的话，我沉思了很长时间。我知道，季老每月的工资并不高，扣除房租费和水电暖费，再开出保姆的工资，所剩不足五百元。如果没有一些稿费贴补家用，生活是非常困难的。而此时季夫人生病住院已达数月，正是急需用钱的时候。在这种情况下，季老拿出一万元人民币捐给家乡，如果家乡再使用不当，就太对不起老人的一片苦心了。怎么办?我忽然想起北京大学正酝酿设立“季羡林海外基金”，便对孟祥说：“用季老捐给家乡的这一万元，设立'官庄村季羡林教育奖励基金'，利用每年的利息，奖励村里考上大中专的学生和教学成绩特别好的教师。你看这个办法行吗?”孟祥说：“这个办法不错。我抓紧回村里一趟，征求村干部和小学教师的意见。”
在征得村干部和小学教师的同意后，我和孟祥起草了一个奖励基金《管理办法》，再次去征求村里意见。修改后，正式打印成文。
我们把这个《管理办法》印发了多份，在官庄村广为宣传。很多村民都激动地说：“季羡林这么大年纪了，心里还牵挂着家乡，真不赖！”１９９５年春节，孟祥到北大陪着季老过年，把这个《管理办法》拿给季老看了，季老很高兴地说：“挺好，这办法挺好。”这一年的１２月３日，季老在写给我的信中也说：“小学奖励基金问题，你们的做法实获我心。”同时还说：“你们如果认为有必要，基金数目我还可以再增加。只要我们村的小学教育真能上去，则吾愿足矣。”看到季老这发自肺腑的话语，我的心又一次被震撼了。
为了对季老负责，我们在制订奖励基金《管理办法》的同时，还购置了奖励证书，刻制了管理小组印章，建立了奖励对象签名册。每年春节发放奖金时，管理小组成员都到场，并举行一定的仪式，让获奖对象感受到季老对他们的关爱。我至今还清楚地记得，１９９６年春节第一次发放奖金时，一位获奖的小学教师激动地哭了。她本人因教学成绩突出获得２００元奖金，她的孩子因考上大学本科，获得５００元奖金。她说：“这７００元解决了我们家的一个大问题，我永远忘不了季老的恩德。”后来听说，这位老师还给季老写了一封感谢信。考上大、中专学校的学生在领取奖金时都表示，能得到著名学者季先生的奖励，是一辈子都会引以自豪的事情，一定要更刻苦学习，不辜负老人的殷切希望。
自设立季老教育奖励基金以来，六年当中，共奖励考上大学本科的学生三名，考上大学专科的学生一名，考上中等专业学校的学生五名，教学成绩突出的小学教师三名，发放奖金总额３２００元。
为故乡修路
１９９５年春天，故乡官庄的党支部书记到临清找我，说是希望我到省、地有关部门跑一跑，争取一点无偿资金，为村里修一条小柏油路。我当时虽然知道修柏油路是一件大好事，因为我们村方圆几里都是粘土地，一遇下雨天，外村的大小车辆进不去，本村的也出不来。但是，考虑到争取资金的困难，我没有答应。
过了不久，村里的支部书记又找到我，并带来了季老写给他的一封信。原来他见我不答应又写信向季老求助了。现在我还记得季老那封信上的一段话：“你们要为村里修公路，这是一件好事。我没有跟交通部门打过任何交道，也不认识这方面的人，实在帮不上忙。如果需要景瑞帮助你们活动，我可以给他写信说一说。”看到季老信上这么说，我心里想，再困难也要试一试了。季老远在北京，又是八十多岁的高龄了，尚且对故乡修路这么热心，我怎能再让老人操心给我写信呢?
我找来临清交通局的同志，请他帮助核算一下修路需要的资金。从邻村一条大公路上延伸到我们村，再在村里修三条主要街道，总里程接近３公里。按铺３米至４米宽的油路面，需要资金１７万元。交通局的同志告诉我，如果能从省、地交通部门争取到１５万元，再加上本市规定的补贴２万元，就不用让村民拿钱了；如果争取不来资金，全部靠村民集资，人均需要拿出１００多元。我知道单靠村民集资修路是根本不可能的，因为我们村是远近闻名的穷困村、落后村，村里既没有经商的暴发户，也没有种植大宗经济作物的富裕户。我和在外工作的二位老乡商量，这件事要办就彻底办好，不让村民集资一分钱。
我拿着季老写给村支部书记的那封信，先后找到省、地交通部门。他们虽然并不认识季老，但对季老的道德文章是十分崇拜的，听我讲述季老为家乡尽心竭力做的一些具体事情后，更是赞叹不已。他们说：“按规定，村里修路是不给补贴的；季老家乡修路，可以作为一个特殊情况予以照顾。”我万万没有想到，一提起季老，事情办起来就是这么容易，我更万万没有想到，季老在人们心目中的威望竟是这么高！作为季老的一个小老乡，我打心眼里感到无比的自豪。
这一年的夏末秋初，我接到交通部门的通知，说是照顾我们村修路的资金１５万元已拨来临清。我约了两位老乡，急忙赶去表示感谢。本来是想宴请他们的，但他们执意不肯，反倒请我们吃了一顿。言谈话语之间，他们流露出想要季老墨宝的意思。后来我给季老写了一封信，向他汇报了家乡修路的进展情况和交通部门领导的请求。１２月３日季老在写给我的信中说：“你为我村跑成了修公路的事，是一大公德。我的字你知道是见不得人的，我从来不是什么书法家，但如果对家乡有利，我也可以献丑。”从上面我讲述的过程，读者可以清楚地看到，如果不是凭着季老的威望，我是根本跑不成的。现在，为了家乡人民的利益，季老又勉为其难地答应写字“献丑”。为故乡官庄修路，季老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这才真正是一大公德。
１９９６年麦收之前，在没有向村民集资一分钱的情况下，我们村长约３公里的小柏油路终于修成了。 （摘自《我所知道的季羡林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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